中国传统文化的“硬核”和“保护带”

拉卡托斯是西方现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是20世纪后期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其理论通常被称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按照拉卡托斯的解释，科学研究纲领由两部分组成，其基础或核心部分称为“硬核”，而包裹在“硬核”周围的一系列辅助假说，则称为“保护带”。对于一个“纲领”而言，“硬核”是不容许改变的。如果“硬核”遭到反驳，整个“纲领”即被颠覆。但“保护带”是可以调整的。在科学发展过程中，调整“保护带”的目的在于捍卫“纲领”的“硬核”，并使整个“纲领”保持足够程度的“开放性”。

孔子与“道”是什么关系

这个理论为我们研究“科学研究纲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如果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一套“纲领”，那就可以追问：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硬核”与“保护带”？究竟该如何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古人认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和最高法则。因此形成了传承千年之久的“道统”，“道统”高于“君统”在内的一切。

自孔子以后，诸子百家的“道”都把“天道”和“人道”相结合，即所谓的“天人合一”。天道要深入人心成为人道，方能通行。“道”是无形的，它必须透过媒体得以显示它的功能。“道”显现于人便是“德”，“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大德的形态，是由道所决定的，这便是“道”和“德”的关系。“德”包括“仁义礼智信”等等，最重要的“德”是“仁”--人所有好品质的集合概念。

但“德”毕竟还是内在的、无形的，而且常常局限于知识分子“修身”。那么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呢？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观点。在春秋之前，礼是贵族的表征，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孔子则把“礼”下移到了平民阶级身上。

在孔子看来，“礼”不仅是一种有等级的社会秩序，更代表着有规范的社会教养。可以这样理解孔子的“礼”与“仁”这两个核心观念的关系：礼强调规范目标，仁强调内心自觉，礼是仁的外在要求。在孔子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各个阶层都被“礼”的大网所笼罩。因此，梁启超和费孝通等学者公认为：“中国其实是礼治”。以现代学识判断，“礼”其实正是“德”的第二个层次--惯例层次，受他人期望和社会习俗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道”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硬核”，“德”、“仁”、“礼”等其他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则是“保护带”，是包裹在“道”周围的一系列辅助假说。“道”显现于人便是“德”，最重要的“德”是“仁”，“仁”的外在要求是“礼”。

复兴中国文化从何处着手

如果继续追溯，“道”的“硬核”又是什么呢？即最重要的“道”是什么呢？是韦伯所谓的“现世观”、许记霖发现的“实用理性”，还是李泽厚提出的“乐感文化”？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可以被“一颗红心”所居中。“这颗红心”就是人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中庸之道”。

究竟何谓“中庸之道”？李泽厚提出它即是“经权结合”，通俗地讲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相结合”。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即“内方外圆”、“立的正，行得通”。《中庸》有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礼。”即形而上上要坚持原则，形而下上要讲究灵活。如何使得两者关系把握恰分，便是“中庸之道”。

由此，可以得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世观”、“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等是“中庸之道”的“保护带”。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貌似是“乐感文化”，强调积极入世。但儒家这种“以进为进”本质上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就是说“乐感文化”是建立在悲观基础上的。这种悲观源于中国古人“不知生，焉知死”，也就是韦伯所谓的“中国文化的现世观”。虽然“理论上悲观”，但因为“中庸之道”，所以行动上还要乐观，也因此表现出“实用理性”。

有学者指出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史上第三次复兴机会，国家如今也开始大力弘扬传统文化。那中国传统文化该如何复兴呢？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一种可以借鉴的思路。

根据拉卡托斯的“硬核”和“保护带”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硬核”--“道”尤其是“中庸之道”应该传承不变，而“德”、“仁”、“礼”等“保护带”可以与时俱进赋予新的时代精神。给“大脑”以新的“氧气”有助于更有活力，但如果没了“灵魂”终将难有“生命”。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