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十年间西方世界的衰落、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地区冲突的不断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被寄以希望的国际秩序正在进入到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不确定的年代。尽管在基欧汉（Robert Keohane）等新自由派学者看来，由于存在互补利益，国际社会仍然可以通过多国合作形成的国际制度来维持国际秩序，从而实现一种后霸权的国际安全，但自由主义者寻求通过多边主义超越权力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以及从根本上超越民族国家的尝试并没有取得成功。
近些年来纷扰不断的南海局势是中国和东南亚关系的缩影
国际安全正在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它正重新立足于国家间权力分配导致的新的均势，也正在重新寻找霸权与多边主义的平衡。对于东南亚地区的诸多国家而言，这种寻找平衡的过程无疑更加充满焦虑与困惑，因为它们正处于崛起的中国与美国之间，并且在经济上日益依赖中国，在安全上日益依赖美国。
中国崛起正让东盟陷入平衡之术的窘境
在近几年，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一直担心崛起的中国有重建“朝贡体系”的野心。随着南海局势的进一步升温，以及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这种担心正变得日益强烈。在这种担心下，一些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甚至开始有意识地向美国靠拢，以制衡中国。而对中国国力增长深感担忧的美国也借此将南海变成了制造地区紧张，以安全问题对冲“一带一路”的试验场。美国通过质疑中国岛礁的法律地位加深对南海争端的介入，以所谓的“海上自由航行”原则突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限制，实施“空海一体战”，为美国亚太双边联盟体系寻找新的合法性并强化这一体系。
这种日益升温的大国对峙，不仅严重影响了世界秩序的稳定，而且也让东南亚国家不但没有从中美博弈之中获得左右逢源的利益，反而越来越深陷被迫站队、左右为难的困境。
抛开中美大国博弈的因素不谈，东南亚的国家以何种心态面对中国崛起，以及由于中国崛起而带来的地缘政治的改变，已经成为了未来这一地区不可回避的地区主题。从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近几年的实践来看，不管是把10+1变成10+3，还是主动引导、配合美国重返亚太，他们的一个主要思路就是试图以一种平等的模式来构建与中国的关系。
尽管中国非常理解并尊重东盟的意图，并一直希望通过多边与双边机制来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比如中国—东盟合作、中国—韩国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中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的上海合作组织（SCO）等，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但总的来说双方的努力仍然无法回避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规模上严重不对等的问题，这种不对等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表现得尤其明显，甚至给人以历史上中华帝国再现的感觉。
坦率而言，在如此巨大的力量差异的基础上试图去建立平等的关系，最终很可能被证明是一种偏执的天真。东盟和中国最终都会意识到，双方不可能平等，因为双方本就不平等。尽管从政治正确而言，民族国家之间不因其实力、规模差异而一律平等，但这种平等实际上从未在政治中真实存在。
事实上，大国与小国天然的具有不平等性，大多数东亚、东南亚国家甚至包括韩国、日本、泰国这样的地区强国也从未和美国实现过所谓的平等。孟子有云，大国事小国以仁、小国事大国以智，其实就是指的如何处理这种不平等。小国要尽可能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面对大国，而不是试图为大国制造枷锁，大国要尽可能用仁义的而非霸权的角度来对待小国，避免不平等成为一种不正义。在国与国之间，平等未必是正义，不平等也很可能成为一种让大国满足、让小国受益的合理秩序。
中国版的世界主义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上东南亚国家曾经长期受到西方民族国家－帝国的殖民，当地人民对于这种不平等有着发自内心的抵触，但实事求是地讲，在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不平等完全不同于西方对东南亚的殖民。西方的殖民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内核，以追求民族国家私利为根本目的，通过暴力发展起来的一套不正义的统治体系，而中华帝国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则是建立在中华文明所独有的天下精神之上的。
正因为此，在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漫长互动中，除了应所在国的请求，中国极少对周边进行干预。在历史上，中国在周边地区所进行的战争，大多是帮助当地王室平定叛乱或者抵御其他国家的侵略。中国从来没有对东南亚地区做过西班牙、法国、英国殖民者所犯下的暴行，更没有如同美国一样，对东南亚地区造成过毁灭性的破坏。
而且中国从来没有发展出一套种族主义与殖民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在大多数时候，都具有强烈的跨越种族的人伦色彩。这使得中国人无法如同西方列强一样，以一种文明优越的理直气壮而滥用暴力优势，更无法对弱者施加一种己所不欲的掠夺与欺凌。
东西方迥然不同的地理、文化以及政治传统的不同，让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的天下含义，即便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这样的汉学大家也习惯于将西方的帝国概念简单地套用到中国之上。他认为“朝贡体制是中国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自然流露，中华世界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三圈同心圆结构”。
但事实上，中国语境中的“帝国”与西方的帝国有天壤之别，“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霸任力”、“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中国语境中的帝国是以道德仁义立国的理想国家，而西方的帝国仅类似强国与霸国，也正因为此，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时，并没有将中国与古印度、波斯、罗马以及近代日、俄、英、德、奥并列。中国的天下、帝国与仅仅考虑国家自身的利益并把自己国家的利益当成世界利益的西方帝国完全不同，它根本上就不是个“国家”，尤其不是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或者说是一个世界社会。
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天下是个关于“世界”而不是“国家”的概念。按照中国的天下理论，世界才是思考各种问题的最后尺度，国家只是从属于世界社会这一解释框架的次一级别的单位，也正因此古代中国（比如隋唐）的世界秩序不同于主要依靠征服而建立的罗马世界帝国，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征服和强制而片面强加于人的。
天下秩序构成了一种互取所需的公共秩序，也是中国提供的、最终形成了共同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尽管一些周边国家在其历史建构当中，往往用悲情的语调叙述朝贡的历史，但事实上朝贡者得到的实际利益通常大于其所付出的贡礼，并且还能得到边境互市的恩赐。“天子守在四夷”的理念从不驱策中国皇帝在这些朝贡地区征税或派总督，反而让周边国家和民族从中国王朝的特殊的世界秩序中得到了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各种好处。也正是因为这些好处，历史上日本九州的大内氏与坍港的细川氏还曾经为争夺朝贡的资格在宁波大打出手，即“争贡之役”。
天下观念意味着“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朝贡关系的形成不是源于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形成，而是来源于这一国家与其他民族、其他地域的交往及共存的方式。在天下观念与朝贡体系之中，包容、共存、互惠而不是压迫与征服，成为了东亚秩序各个成员共同维护的原则，并逐步形成了“治统”与“道统”的平衡与结合。
中国固然经常是天下秩序中的最主要的原创者和维护者，但一旦秩序形成，所有成员也都成了天下秩序的贡献者。天下秩序由此成了国际公共产品，而不会因为中国本土的分裂和弱小同步地被抛弃。在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想像的传统世界秩序经常随着中国的朝代更替和文化衰败而出现空心化，但天下秩序往往得以被其他国家所继承。所以顾炎武才认为中国与天下并不相同，“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孙中山先生曾经区分了两种世界主义，一种是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即有强权无公理的世界主义，一种则是中国人爱好和平的世界主义，即“用固有的和平道德作基础，去形成一个大同之治”的真正的世界主义。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建设世界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其实也正是这种“大同理念”、“天下精神”在中国崛起大背景下的体现。天下观念不只是一种历史或现实的论述，它还是一套理想，一个意义系统，一套合法性理念，一个规范性体系，一种想像世界的方式。
应用天下主义的视角来思考“一带一路”（图源：新华社）
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建设经常遭遇所在国的疑虑，往往在于天下的“道统”尚未被所在国所接受，而天下的“治统”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构建。也正因为此，如果用西方的话语去构建“一带一路”的安全秩序，中国仍然难以摆脱“霸权”、“同盟”、“均衡”的安全陷阱，仍然需要面对民族国家之间“一国之绝对安全必是他国之绝对不安全”的安全悖论，而只有重新回到“天下”语境、回到“东亚秩序”，才可以为真正推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可能。
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虽然习惯了美国的趾高气昂，却始终对不能与中国平起平坐而感到失落，但实事求是地说，国家规模与权力的差异绝不是民族国家一律平等的理念可以改变的。东亚秩序作为一种历史的惯性，必有其合理之处。由于规模上的巨大差异，东南亚地区很难成为亚太地区的真正决定性力量，它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个大格局下衍生性的变量。
在中国崛起之后，传统东亚秩序以某种现代形式的回归，本可能就符合这一地区自身的发展规律。问题的关键不是徒劳无益地回避、抗拒历史规律，而在于如何以更合理、更现代的方式，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平衡。对于中国来说，关键在于要打破西方话语的霸权，重新诠释“天下精神”与传统东亚秩序的含义，将其与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进行真正的切割，也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而不是复制出属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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