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师大咨商心理师李淑敬加入彰化地检署修复式司法“促进者”，三年来处理过少年重伤害案、割五官等案，有人认为伤害已经造成，情感修复只是徒劳无功又浪费公帑，李淑敬以经验指出，“被害人若知道犯罪原因、知道对方也受影响，比判决更能让人感觉受伤的心情平复”。
修复式司法，不只是被告与被害人，甚至可能是与对方家属的情感修复。
2013年，彰化发生少年斗殴事件，被害人被六名青少年围殴成重伤，脑部受损，复健之路遥遥无期。六名青少年在判决后进行修复式司法时，因都未成年、必须有监护人同意或陪伴，其中一名加害人的母亲就曾主动表示要探望被害人，向被害人的父亲道歉，并解释家中困难与孩子状况，获对方谅解。
2016年，彰化一名20岁董姓男子当诈骗集团车手，诈骗80多岁谢姓阿嬷58万元台币（约1万8803美元），谢姓阿嬷因心理压力过大病倒，双方进行修复式司法时，阿嬷得知董未成年时与人车祸，背负重大赔偿压力铤而走险，阿嬷反过来劝董改过、走正途，谢姓阿嬷的子女也终于谅解阿嬷被骗是因为担心子女。双方和解时，董亲手推著谢阿嬷的轮椅，更在获得谅解后忏悔蹲地大哭。
“最困难的是促成对话”李淑敬说，不论加害人或被害人，案发后要再度与对方见面，都会感到害怕，加害人即使感到抱歉，也会担心对方不会接受，“但也因为如此，若能促成双方谅解，更能使加害人改过向善”。
她指出，修复式司法能促使善的循环，应该能降低再犯率；实际是否有效，还没有数字统计。至少在后续追踪问卷中，有九成以上加害人表示会“全力避免此类案件再发生”，六成以上参与者表示对修复结果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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