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好歹不论大小

论好歹不论大小甘汝来是江西奉新人，康熙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宰相起于州部，尚书起于县处，从县令升至六部九卿，甘公走的是正道，换言之，他是靠自家德能勤绩出类拔萃，接连被提拔，按雍正说法是，他是个好官。

甘公行政地方，多有惠政，惠政之惠，首在惠民。甘公最可贵处，是其民本思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口号蛮好喊，遇到实际，如何落实？比如一方是老板，一方是人民，老板与人民冲突了，站哪边？是站煤矿老板与房地产老板一边，还是站棚户区居民一边？还比如一方是老爷，一方是群众，老爷与群众有矛盾了，站哪边？是站老爷小舅子与姨妹子一边，还是站低保户与五保户一边？

“辛丑春，调补新安令”，甘公发现怪现象，一者，城西有白洋淀，湖面数千亩，水光潋滟，湖水汤汤；一者，荒田连绵入天际，都是干旱旱的，瞭望去，白田千里，几乎撂荒。怎么回事？“公思导河流资耕作，质诸父老，知官设厉政。”不晓得甘公前任，其民本观哪去了，守着浩渺之湖，却让百姓万顷之田，旱枯活命之庄稼。原来是，此湖被某老板承包养鱼，前任为维护一个老板之利益，却置万民生死于不顾。甘公发脾气了，什么老板，什么官人，别管他，多数人利益为至上，“因指陈利益，请诸子牙河分司而开凿灌注之”，白花花流水灌溉良田万顷，“是年民间收麦数万斛，荒壤易成膏腴。”甘公转任多地，都算造福一方，“修城垣，严保甲，建义学，行赈济，恤民隐”，一者干事，二者干净，深孚民望。乾隆三年，转太宰，整顿吏治，赢得上下称许。甘公任太宰，其下有个僧道科，“京师号为‘黑地狱’”，官吏颠倒黑白，徇私枉法，“奸蠹上下其手”，您想想啊，大家都称其为黑地狱，可知其造恶万端。甘公到任后，虎前捋虎须，虎后摸老虎屁股，硬是拉下了好几只大老虎，“吏胥摄服，盖历十五六年犹心悸者也。”老虎面前捋须，甘公最著名的一次是在涞水任上。“康熙五十八年，三等侍卫毕里克练鹰至涞水”，这厮仗着是皇帝身边人，来涞水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其来练鹰，来的是大部队，这么多人住哪？毕部如鬼子进村，吃的抢民众的，住的抢民众的，用的抢民众的，本来是群众之家，他们却把群众赶出去睡屋檐，他们酣睡床铺（数十辈虎踞民房，骚扰荼毒，鸡犬不宁）；其时正是麦苗青青，毕氏练鹰可不管这是百姓活命之粮，一路放去，践踏良田十顷，百姓都是敢怒不敢言。其中有位叫万廷荷的，不服气，来跟毕氏论理，没说上两句，毕氏挥手，叫嚷“给我打死，打死丢野外，着野狗吃了”，其话音一落，便有一群狗腿子飞脚而来，拳打脚踢，棍捶鞭抽，万被打得气息奄奄，死去活来（毕挥家奴捶万几死）。

有这等事？甘公听闻了，气得青筋暴出，来人，给我拿下。你敢？毕氏先众入署，“咆哮大言”，信不信，我把你乌纱帽给摘下，丢臭水沟去。甘公说：可以，在摘我乌纱帽之前，我先把你捉起来再说，“遂拘留毕，收系余党。”这就闯祸了，毕氏叫嚣之言，并不虚妄，他果然有能力将甘公官帽摘掉，“未及奏”，恶人已先告状，“奉旨提审，盖鹰上大臣先已折奏矣”，提审结果是：“议革知县职，而侍卫仅罚俸。”官场上还有道理可讲么？甘公并不萎火，“公赴京，吏并部三部会审，公慷慨激昂，气色不挠。”为民除恶，又有何罪？只是涞水是甘公地盘，京师是侍卫地盘，到了京师，还不输诚？不论是谁的地盘，都是王法之地盘，都是正义之地盘。甘公一身正气，自然并不怕谁，他在三部会审上，正气凛然，那姿态震惊了好多人，“官吏咸惊讶此强项令何处得来”，官吏们所见者，都是官吏见官吏，皆低眉顺眼的，皆低到尘埃里去的，见了这位强项令，自然惊讶得很。还好，还好，天并不全黑，最后处理结果是：“侍卫毕里克著革职；公回任。”甘公由此声闻天下，后来升任广西太平府知府，说来，官也算大了，嗯，在地方上也算是土皇帝了，若入得京师，算什么呢？知府到得京都，人家也是当乡镇长看的。有年十二月，要过年了哒，雍正写了很多“福”字，一一赐予大臣，“上赐九卿福字”，甘公不曾位至九卿，也被“随同九卿传进”，甘公甚获恩宠，雍正“呼甘进案前，连书两福字，谕令带赐粤西总督提督各一。又书一福字赐甘。”甘公确乎有点感动，如他这级别者，能得到面见皇帝机会，还能得到皇帝亲书福字与赐，也是难的。县令见知府，难乎不难；县令见巡抚，能见吗？早被秘书挡驾了。

甘公觐见雍正，雍正还给他赐福，让甘公心动：“外吏小臣，何敢蒙赐宸翰？”雍正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怎么说是小臣。做官只论好歹，不问大小。”做官只论好歹么？多半是只问大小的。不但官人与官人，就是社会吧，单以官之大小排序，单以官之大小表心；小官之官做得再好，其来也，也没人对他立正、敬礼；大官之官做得再坏，其来也，大小官人弯腰、鞠躬。

做好官，赢得比做大官更受尊敬，论官只论好坏，不论大小，以其好坏而不以其大小当衡量官人之标准，才是正常。惜乎，社会往往多反之，只论官之大小，不论官之好坏，良可叹焉。什么时候，把官好歹之价值观至于官大小之尊卑观前列呢？此事有解么？劳阁下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