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体制一直是海内外舆论场上备受议论的话题。一方面在许多人看来，缺乏西方意义上自由民主特征的中国共产党体制，存在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体制又出人意料地创造出罕见的经济奇迹，让曾经几乎一穷二白的国家崛起为GDP全球第二的大国。那么，到底该怎样理解中国共产党体制？
曾获得过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洋先生近日撰文《理解中国共产党体制》，指出中国共产党体制同时混杂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特征，能够实现良治和基本做到选贤任能，正在自由主义民主之外进行有益尝试。为此，本刊记者围绕中国共产党体制问题采访了姚洋教授。
姚洋认为，中国体制不是单一因素主导的体制，而是混合体制(图源：VCG)
中国体制是一种混合体制
姚教授，你好，因为还有许多读者并不清楚你的文章，可否麻烦你简要介绍下你对中国体制的分析？
姚洋：在讨论中国体制之前，首先需要厘清政体正当性（justness）和合法性（legitimacy）之间的关系。正当性是指一个政体符合一些先验的合意原则，其中包括保障个人自由、所有公共职位向所有人开放和实现良治等三个原则。合法性是指一个政体经由一定的既定程序获得的公民的认同。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正当性的政体应该得到公民的认同，从而获得合法性，但现实可能未必如此。一种情况是，公民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了解政体运作的全貌，因而无法理解政体的正当性。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一定时期，政体无法满足正当性的所有要求，因而无法得到公民的一致认同。反过来，一个合法的政体未必是一个正当的政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西斯德国，它得到了民众的认同，但却不是正当的。自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混合体制逐渐确立为西方政体的主要形式，它集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元素。
就其设计而言，中国共产党体制也是混合政体。中国共产党担当的是君主的角色，用郑永年的名词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皇帝”（organizational emperor）；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机构，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政协体现了贵族制的要义，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统一战线的机构，也是各民主党派监督党的领导的机构。
请问这种混合体制的优缺点是？
姚洋：君主制由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作决策，容易保证决策一致和灵活性。这也是当年美国国父们要造一个君主式的总统的主要原因。贵族制就是有一批衣食无忧的人，去想国家长远的事情，能够实现一些超越民众短期诉求的正当性原则。所以我主张全国政协委员人数缩小到500人，人员必须是真正的国家治理精英，让他们坚持原则，发挥监督作用。民主制就是要反映民意，并为保障个人自由提供最后的屏障。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表达途径不是制度化的，这样，一方面官员有机会主义倾向问题，另一方面民众表达的采样有偏差。我们要让民意代表相互讨论和争论，最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政策。三个制度相互监督与配合才是稳定的制度。
中国平均意义上符合贤能体制
贝淡宁（Daniel A. Bell）提出中国政治的优势是贤能政治，你也提出了中国的选拔制，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姚洋：我过去直接用“贤能体制”。可是后来有人提出官员是有能力的，但不能说他们是“贤”的，所以我就用“选拔制”。贝淡宁主要是从我们的儒家传统和古代社会的科举制度来谈的，他对中国现代政治不太熟悉。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一些关于中国经验的研究，中国是否符合贤能体制所说的东西。
你认为符合吗？
姚洋：我认为在平均意义上是符合的，不能总是去看如《中县干部》这样的个案。我和基层的组织部长谈过，我问他选拔出来的人是不是真正有能力的人。他说，我们选拔干部是有章可循的，首先我们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而且组织部门拥有干部库，他们也会选拔一些后备干部。
比如某地空缺一个副市长，这时地方组织部门会去考察，一般会推荐三个人给常委，常委里党委书记的权力是最大的。如果书记非要选择这三个人以外的人，他要负担很大的责任。一旦选错，书记就是用人不当。所以，他通常会在这三个人中选一个。当然，这三个人中选谁，可能书记的权力就大一点。这三个人可能各有千秋，但是从能力来说一般差别不大。
所以，平均意义上能够选拔出有能力的人。但是这三个人是不是“贤”的，就很难说了。比如仇和，起初是一个政治明星，后来到了昆明面对诱惑时就把持不住了。这个很难，在利益诱惑下能不能把持住，都不知道。这就要靠法律和党的纪律来管束。所以，大体上这个体制还是能把有能力的人选拔出来的。
有什么数据可以证明你的论断吗？
姚洋：一些案例研究表明（如冯军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裙带主义的确存在于一些地方的干部管理之中。但是，案例研究往往不能反映全貌；要获取全貌，就必须把研究建立在对大样本数据的分析基础上。
早期影响较大的研究见于李洪彬和周黎安在2005年发表的文章。他们研究了相对经济增长率如何影响省级领导干部进入中央的概率，发现在一个官员任职期间，如果他任职省份的经济增长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个标准差，则这个官员的升迁概率就会在平均概率的基础上提高15%。
我和张牧扬把目光下移到市级官员，使用更为精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我们测量了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能力，并发现，对于49岁以上的官员而言，能力越强的官员越可能得到升迁，能力最强的官员比能力最低的官员拥有高出30%的升迁概率。考虑到经济增长是中共在相当长时期里的工作重心，官员选拔把发展经济的能力作为关键性标准，就不足为奇了。为适应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回应大众的要求，中共也在尝试建立更加全面的干部考察制度，将其他指标加入到考核体系中。
特朗普提名女婿库什纳出任白宫高级顾问(图源：Reuters/VCG)
中国三分之二的老百姓还生活在十九世纪
只是你的分析似乎与人们印象不同，比如正在热播的反贪剧《人民的名义》，里面的汉东省官场，就到处充满着由师生、同学、亲情等构建起来的裙带关系网络。
姚洋：这种观察有失片面。当然，这种观感颇有市场。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亚开会，和法学家在讨论中国的法治问题，下面坐了一个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她问：“中国需要法律吗？”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不仅这个国家，中共本身就是高度制度化的，包括《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是一种制度。《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其实名字应该是“法律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不符合现代法治。
再者，裙带关系美国没有吗？美国政府每换一个新总统，要换两千多人，这些人常是跟总统有裙带关系。特朗普（Donald Trump）还在白宫里为女儿伊万卡（Ivanka Trump）设置了一间办公室，要是在欧洲会被起诉。伊万卡根本就没有政府职位，怎么能在白宫有办公室呢？这不是裙带关系吗？
我们有裙带关系，一方面是我们文化的糟粕，我们的基层干部很多都这么想，认为当官就该光宗耀祖。另一方面，中国三分之二的老百姓，基本上还生活在十九世纪。我们的现代化还在路上，不能把这些原因都怪罪到体制。我们国家的问题是物质现代化太快，但是人的现代化落后太多，甚至可以说落后一百年。
你的观点是不是认为中国现代化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对体制的改进有耐心？
姚洋：是的。体制与发展过程是有差别的。不能什么事情都怪罪体制，有许多问题其实是老百姓自身的问题，因为普通老百姓自己都没有现代化。许多普通人认为腐败触目惊心，痛恨腐败，但是一旦有机会，很有可能就都去腐败。我们谈到国家治理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化的一部分，整个社会都要跟上现代化的步伐。
把党的宪法功能明确写入《宪法》
除了老百姓自身需要现代化外，中国体制需要哪些改进？
姚洋：我们的制度还要完善。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当代中国体制集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元素，目前在君主制的方面做得是好的，其他两个部分我们可能还要加强。最好的加强办法就是法治，让现行法律能够充分执行，特别是《宪法》。如果我们能保证《宪法》的实施，我们的很多问题就能够解决。
比如约束一把手的权力，为什么不能够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呢？在法理上，我们的全部权力来自人民代表大会，然而党又是中国的核心领导，如何处理这个关系？第一就是要把党的作用写入宪法。我曾经提到过我们需要一个《党与国家法》，当然这个法可能争议会很大。
我们可以回到“五四宪法”，党起什么作用，要写清楚，不要模棱两可。“八二宪法”是非常不诚实的宪法。我们需要在宪法中加上党的作用，规范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党委书记可以是法定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或者主任，政府负责行政，党委不再管日常的工作。这样自然形成了人大对政府的监督。
你说过发挥人大作用的一种途径是让人大选举公开和公正进行。此处的选举是指什么？
姚洋：中国《宪法》规定是逐级选举，现在要做的是执行《宪法》。共产党自己写的法律得到执行，这是取信于老百姓最好的办法。但是要在《宪法》中明确，党有多少权力。我刚才说了，党委书记可以是人大主任，这样党还是掌握人大，然后在人大中实行民主集中，这是我们国家所有议程的原则。
但是要让人大真正反映民意，让一些真正代表老百姓民意的人冒出来，真正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让党下面的人大、政府、法院产生相互的制衡监督。如果党直接干预监督制衡，就会使得监督制衡僵化。让党以下的各个机构相互制衡，效果可能会更好。
姚洋认为，中共应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汲取营养（图源：网络）
中国共产党已经快一百年了，应该作出一个选择
你提出的理论会不会让人感觉是在为体制辩护？
姚洋：我是为中国文化辩护。我觉得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文化上找源泉。儒家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学说。春秋时代，百家争鸣，最终儒家占据了主流，成为指导政权的学说。儒家文化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是相通的，中国要回到自己的传统上去。
世界三大文明，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我还是相信钱穆老先生所说的，三大文明解决人类不同的问题。希腊文明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整个西方哲学、科学都是朝着征服自然的方向发展。印度文明是问“我是谁”？佛实际上是看穿世间万年的哲学家。他是思考终极问题，这也是人类应该关注的问题。
中国文化介于二者之间，活在当下，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实际上是“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但是我们又不愿意去思考印度人喜欢思考的终极问题，所以中国没产生宗教是有道理的。我们发明了一套治理社会的办法。就像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中国是发明现代国家的第一个国家。这是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优势所在。
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回归中国传统。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些尝试，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还不够，也不算成功。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理论，但是他是受制于那个时代，他看到的更多只是十九世纪英国的状态，他在描述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当然，他揭示了人类社会很多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看穿千年，因为他没有看穿人心。这是他所处的时代使然。
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一种短期的工作。就人类历史长河来说，资本主义还是一个很短的事情。在行动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哲学。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过是为《共产党宣言》所做的冗长但不成功的辩护而已。
与马克思主义不同，中国哲学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哲学。所以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突出“和”字，中国人看起来很舒服。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个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党，必须回归传统。不能一方面反传统，一方面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要想恢复19世纪占全世界经济的比例是可能的，2049年就可以恢复到1830年的水平，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可是达到之后又怎么样呢？毛泽东说过，我们要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更大的贡献是什么意思？日本曾经成为世界第二，可是它除了经济之外没有其他贡献。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才是我们的贡献所在。中国最终要在世界立足，还是要靠文化。
你所说的向传统文化的复归问题，这个复归是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还是从制度设计，还是全方位复归？
姚洋：我觉得应该是全面的。这是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只要不去限制，老百姓不知不觉的就回归了。在大众传播层面，像于丹这样的人就发挥着正面作用。中国没有宗教，她实际上就是扮演得牧师的角色。美国有一些牧师讲圣经，讲得非常好，让不信教的人能听进去，都是一些很简单浅显的道理。于丹做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她是儒家的牧师。
有人说她没有学问，但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要有学问，你去做你的学问，人家做人家的传播。厦门大学的易中天也很好，老百姓需要。老百姓需要中国文化，所以就造就了牧师式的人物。我觉得中国多几个于丹式的人物，这个社会会和谐得多。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对平复社会心态具有一定的作用，而这部分文化资源对于社会治理来讲会节省很多的治理成本。
姚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这也是丰富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老百姓不会正经读《论语》，如果于丹能够用通俗的语言把其中的要义讲出来，全民的人文素质也就会提高。这是从文化角度来说。从治理的角度说，我们的治理模式必须回归传统，实际上选拔制就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就是科举制的延续。我们现在的这种以行政为主导的治理模式，也是古代继承下来的。
西方的三权分立，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在英国，老百姓的官司国王不管，所以老百姓只好设立自己的普通法法庭，这是西方的历史脉络。中国以前没有法院，主要是靠县令，行政和司法是合一的，我们今天也在继承着这些东西。
在政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可以引申为“共同富裕”。在春秋时代发展出的理论能够延续2500年，自有其道理。就是因为这些学说的创始人看穿人类文明几千年，他已经把人的心理活动看得非常透，所以他们的理论具有很强的生命性。中共应该从马克思主义过渡到中国传统文化上。
近几年，中共其实已经开始向传统文化回归了。
姚洋：对，比如中国传统节日的恢复，回归传统是正确的选择。
向传统文化复归，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否也会被政治上利用？
姚洋：对，所以我并不赞成讲经、办经学班等方式来回归传统。我们所说的从文化传统上回归儒家，还是要把他贯彻到日常生活的传统里面。其实这些在中国的家庭教育中已经充分体现，包括如何接人待物、温良恭俭让都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这是在家庭层面就可以完成。
我们不否认儒家存在负面的东西，但是并不是说其他文化就不存在负面的东西。今天西方的文化难道是古希腊的文化吗？显然不是。西方还经历了一千多年教会统治的黑暗时代，比中国同时代要差得多。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思想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包括罗马共和国也有不好的一面，而美国制度的设计者就是把这个坏的一面限制住。
在这方面我比较同意甘阳的说法，他叫通三统。但是我不赞同他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觉得中国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过去的十几年，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东西，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标签，但是没有成为指导我们现实的理论。
我们现在一直处于西方和中国的张力之中，中国共产党是接受西方思想形成的党，党已经快一百年了，我觉得党应该作出一个选择。我们应该接受西方形成的一些现代性的思想，但是我们要把它嫁接到传统的理论上。怎么去嫁接？这是哲学家要做的事情。研究中国哲学的哲学家，只研究中国哲学，而绝大部分研究哲学的人是西方话语下培养出来的，多数人认为儒家是没有哲学的，谈政治哲学就要谈西方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康德（Immanuel Kant）等等。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封闭，被西方话语封闭了，所以言必称西方。西方可以作为一个现代性的背景知识，基于我们的文化心理，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延伸出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我们的文化心理相通的一种政治治理的方式。即使在台湾，也没有做得三权分立，因为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是不通的。
那么儒家可不可以现代化？儒家对人性的观察是现实的，一个制度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现实的基础上，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父们会设计共和国，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因为他们当时对人性是有警觉的。比如对人的自利的倾向，他们是有高度警觉的。
虽然儒家没有推理，但是现代人可以代为推理。在这方面，我觉得贝淡宁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是了解中国的。还有复旦大学的白彤东，他也是把儒家变成了现代的政治哲学，比如，他认为从儒家可以推导出民主。儒家推崇“和而不同”。民主的真意是什么？民主的真意就是妥协。从这个角度上，儒家可以产生一种民主。所以，不用担心儒家有糟粕的东西。我们可以扬弃，留下来的都是和现代性相通的东西。
姚洋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正在走向“民主滑坡”(图源：VCG)
民主本身未必是最好的治理方式
你在一些文章中对中国的民主叙事有批判，你觉得它们的问题在哪里？
姚洋：第一，它不能够描述中国的现实。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当然，我们有对于民主的理解，中国社会也存在很多民主的因素。比如，基层选举就是民主的形式。同时，我们还有党内民主、协商民主，这些都是民主的形式。但是就民主的核心意义而言，我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核心是选举，官员是由选举产生的，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显然中国不是这样的。
因此，民主叙事并不能描述中国的现实。中国实际上是一种混合体制。其中有民主的因素、君主的因素，还有贵族因素，这是三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我们不应该叫做民主国。美国也不是民主国，至少从美国国父们的构想看，美国是共和国。我们也是共和国，不是某一个因素单独起主导作用的。
第二，当我们说自己是“民主国”时，让普通民众产生了阅读的距离，民主叙述与中国现实是有差距的。这种差距使得我们的理论变得无关紧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叙事是对老百姓的一种不诚实。中国目前的问题就是没有用恰当的方式把自己的做了的事情说出来，而我们没做的东西又拼命去说。这样使我们自己的理论变得无关紧要。
第三，民主本身未必是最好的治理方式。为什么根据美国国父们的构想，美国是共和国，而不是民主国？美国没有历史，完全可以通过构建来形成国家。美国国父们很大程度上是参照罗马共和国来构建美国的。上世纪初开始，整个西方世界正在逐步走向“大众民主”。
“大众民主”可以称之为“民主斜坡”。当人们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同等权利的时候，整个政治体制就会沿着这个道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要有同等的说话权利，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原子化”。在后发国家也产生同样的、甚至更严重的问题。
当美国在输出民主时，只要被输出国实现一人一票，就算民主了，其他的都不管，这就造成国家根本无法治理。所以，民主本身是有问题的。自由主义民主是建立在乌托邦的理想上，就像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乌托邦的理想上。共产主义是要求人有极高的道德水准，自由主义民主是把人变成赤裸裸的个体。这显然都是乌托邦的理想，不容易把社会组织起来。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文化、传统，这些都起重要作用。自由主义民主把人变成赤裸裸的个体时，把这些因素都排除掉了，社会运作起来就非常困难。
所以，民主叙事是有问题的，造成的结果就是合法性焦虑。因为我们总是强调“主权在民”，这就要求选举，否则无法体现主权在民。然而，我们又不是选举体制，所以就存在合法性焦虑。
你是指的是官方宣传的“人民民主”这个层面的问题吗？
姚洋：是的。但不只是官方，弥漫在整个中国的都是这种民主叙事，非体制知识分子也认为中国要走向民主，官方的声音是“人民民主”，而民众并没有感觉。
美国国父们构想的共和制，最终也走向了大众民主，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姚洋：这是因为自由主义思潮造成的结果。事实上，整个西方民主完全走向大众民主还是六十年代以后，反战和民权运动的作用很大，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政治自由主义之后就更加有了理论的基础，整个西方走向相对主义，才会出现“身份政治”。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独特性。
这样的后果是民主的要素就被推向极致，民主制度就不可避免地从一个有机体退化为原子化的政治斗争机器，西方在过去200多年间建立的宽容、理性和多元主义政治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自由主义的理念被极端化。个人价值被无限放大，个人自决演化成简单的反体制、反传统，而平等主义则退化为群氓政治的借口。
中国的实验是给人类做出巨大贡献
按照你刚才所分析的，中国其实是在西方大众民主之外，进行了一种新的尝试。但是在大众民主蓬勃发展甚至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今天，这种尝试会不会困难重重？
姚洋：这刚好是一个机会，西方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问题，特朗普上台，这样一个没有治理能力的人居然能够当上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他就像个花花公子，游戏人生。他当选时甚至连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实际上是不适合做美国总统，但是大众民主就把他推上去了。美国有另外一种不可治理性，即权力分散，产生否决政治。欧洲是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如果没有默克尔，整个欧洲就被民粹主义席卷了。
这正是给自由主义民主之外一个机会。有时候我跟美国朋友谈话，他们愿意看到中国继续实验下去，看看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是否还有别的路，因为他们体会到自由主义民主有很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的实验是给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这种实验在知识界似乎未看到具有说服力的论述。
姚洋：第一，因为我们有很多知识分子没有把我们这个体制当真，一部分人刻意与体制保持距离，如果不得不谈体制问题，则言必称西方。另外一部分人亦步亦趋跟随政府，任务主要是阐释党和政府的文件。这两种人可能是很普遍的，他们都不能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视角对当代中国体制进行科学的分析。不认真对待、不研究这个体制，肯定也就不明白是怎么运作的。不仅是海外，很多生活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了解这个体制。
第二，很多知识分子又希望我们这个体制赶紧变。我读了一本书，叫做《苏联的最后一天》，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西方认为是英雄，但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不仅毁掉了一个国家、也毁掉了他自己，苏联的最后一天是很凄惨的。在这以前他跟老布什（George Bush）说过，苏联就要瓦解了，但是请不要说是美国的胜利。老布什答应了，但是老布什当天晚上对全体美国人讲话，仍然说这是我们美国的胜利，自由的胜利。
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要想国家好，就不能学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失败者，他在不知道国家发生什么的时候，签署了解散的命令，而且，有多次机会，他可以挽救这个国家，但是他没有这么去做。
当然，他有人文主义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包括他对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态度，当他发现叶利钦的问题时应该及时制止，不能让他再提出挑战，他只是不停的羞辱叶利钦，在最关键的时刻又放叶利钦一马。我认为这个世界还是要慢慢改良的。在现代社会，革命是没什么意义的。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要改变态度。至少我们要认认真真、平心静气地研究这个体制。当你研究这个体制的时候，才能够提出改进的办法。这个体制有优势，一棍子打死显然是不对的。过去四十年，最成功的国家就是中国。
国外有很多人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如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这样的，研究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在中国很火。我有些不屑，如果你的理论不能解释过去四十年最成功的国家，你怎么能断言你的理论是对的呢？如果说中国是一个特例，那么哪个国家不特殊？
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体制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过去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碎片化的研究，比如一开始我们说地区竞争很重要、分权很重要。但施莱弗（Andrei Shleifer）问为什么很多分权国家都没有成功，反而中国成功了？施莱弗认为原因是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他作为一个俄裔美国人，能够说出一些我们自己没有看到的东西。
那么中央政府强在哪里？为什么能够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呢？就是因为有升迁。但是为什么要有这套升迁的体制？有人说是因为共产党做得好，但是苏联为什么没做好？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际上也做得不是太好。所以要看得背后的原因，这就可以促进我们思考。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一步步走到今天。
那么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是不是也应给做一些这方面的努力？只有我们大家都去研究这个体制的时候，我们才能提出切实可靠的建议。至少据我观察，经济政策是反映了经济学家的公开讨论的。比如关于“新常态”的讨论。“新常态”的讨论最早就是从学术界开始的，最后这个概念就被官方直接用了。还有包括我们关于四万亿的讨论，最后都反映到了国家的政策上，供给侧改革也是这么来的。
这种谏言是不是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姚洋：这种情况存在。但是当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时，会形成一种“第三力量”。在中国这个体制下，党居于领导地位，我们怎么实现治理现代化，怎么去改进现行体制的弊端，这个课题是要好好讨论一下的。我想执政者也会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你认为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尝试成功概率有多大？
姚洋：最终这些改进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共对于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下长期执政条件的认识和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体制的认同。
中共必须意识到，分权和制衡（宪政）不是“西方民主”的专利，而是国家治理的技术；向国家治理的其它机构（人大和政协）让渡部分权力，是确保民众相信党不僭越自己制定的法律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必须意识到，在最低限度上，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混合体制是自由主义民主之外的一个有益尝试，在自由主义民主面临民粹主义巨大挑战的今天，这个尝试更加弥为珍贵。
毕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和维护正当政体，我们就不应该拘泥于一定的制度形式，而是找到国家治理的“重叠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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