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改再下一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进一步减税措施，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增后劲。从7月1日起，将增值税税率由四档减至17%、11%与6%三档，取消13%这一档税率。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微企业范围等。预计全年将再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税负3800多亿元人民币。
中美税改背后的同质性——指向国债？
税改的推进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太平洋另一头，特朗普的税改推进则阻碍重重。对外贸易税之争热火朝天，对内则是企业税问题悬而未决。近日，圣路易联储发文谈论了美国企业“倒置”带来的税收问题，并敦促政府解决该问题：美国财政部定义的企业倒置意味着美国跨国公司的一种重组形式，以使美国母公司被外国母公司代替，原来的美国公司成为外国母公司的附属公司。
企业选择倒置策略的目的很简单——避税。这种策略使得原先母公司的所在国丧失了税收管辖权，并移交至倒置目标国。这样做的税收优惠力度很大，因为美国的公司税是世界上最高的税率之一，法定税率为35％。
图：美国企业利润及税收
倒置是美国企业常用减税策略之一。因此，美国企业实际支付的税率（有效税率）远远低于法定税率，尽管企业持续利润增长，但本世纪绝大多数时间内有效税率一直在下降。 企业寻求倒置的诱因源于两个美国税法的基本特征：对国内收入与国外收入的差别待遇以及高企业税率。虽然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倒置是完全合理的，但它们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低效，从而造成整个经济的损失。目前美国政府已经通过立法来阻止企业倒置，但还未解决税法的根本问题。
此外，有关边境税，PIIE的著名经济学家布兰查德评论道：实际上，与边境税调整相关的收入类似于债务融资：现在较高的税收收入意味着未来更低的税收收入。
机会的计划将相当于对进口征收20％的税款，对出口的补贴为20％。目前，美国出口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进口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该提案将在未来十年内增收1.2万亿美元。
这看上去不错！假设今天更高的边境调整收入用于减少其他税收 - 例如给企业减税 - 这使得税收政策的变化在短期内不会影响预算。由于贸易赤字最终变成贸易顺差，因此边境税调整净收入从正转为负（除非汇率没有完全调整），这部分原先的净收入所冲销的其他减税措施（少收入）仍将在账面上。不久之后，税收将不得不增加，或者必须减少支出来弥补短缺。正如政府发行债务一样，纳税人现在休息一下，但是他们将来必须偿还债务的成本。
布兰查德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简言之，税收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部门盈余（收入）与赤字（支出）的分配问题。在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严重，企业的盈余需要政府部门的赤字来支撑，在日前举行的明斯基学会年会上，诸多经济学者都祭出了如下这张图，欲解释“政府赤字=私人部门盈余”（还需要添上对外账）。
更有趣的观点：减税效果=降息？
西方资产经济学家MICHAEL J. BAZDARICH在其报告中提到，声称减税会导致利率上升的观点是错误的。他通过国债举了一个鲜明的例子：如果现在政府决定将国债票息增加1%，从4%增加到5%。这会增加债券的需求，也会导致债券价格上行。而降低边际税率的效果同理，我们假设某国债利率为4%，你需要缴纳35%的税，那么你的税后收益即是2.6%，而假设这时候边际税率降低到20%，那么你的收益就达到了3.2%。
在经典的IS-LM模型中，减税将促使IS（投资-储蓄）曲线向右位移，而LM（流动性偏好-货币供给）曲线向左位移，在新的交点位置，r1>r0，均衡利率提高，因此，利率面临上行压力。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更普遍的税型为边际税（Marginal tax），即按照收入的百分比收税，不同收入水平征税额也不同，与一次总付税相比，边际税更像是一种函数。因此，税收的影响便不仅死板地局限于收入，而具有更强的动态传导性。
将这一点运用到IS-LM中后，会发现：减税（边际税）实际上将间接提高税后利率，因此虽促进储蓄，却减少了货币需求，因此总体上将给利率提供下行压力，从而部分抵消减税带来的收入效应。
由于IS-LM模型中对税型的机械预设，使其忽略了减税对储蓄、投资激励等方面造成的影响，从而对利率走势的估计会产生一定偏差。
美国战后四次重要的减税时刻：1960s早期肯尼迪时代、1981-1983里根时代、1986里根税改时期以及2001-2003布什时代。从逻辑推演的抽象世界中走出将目光转移到历史时期的经验世界后，我们依然发现减税与收益率之提高几乎没有关系。
中国税改的背后也是一个债务问题？
事实上，税收问题背后永远是债务问题，而债务问题则势必与盈余/赤字关联有关。笔者不禁开始猜想，此次增值税改革之后，在财政端可能会有更多的改革动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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