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平／程美宝在广州中山大学歷史系任教十一年，是「华南学派」的年轻主力，结合歷史研究与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推动学术创新。她发现中国大陆学术界越来越开放与活跃，胜过国际化的香港。
笑起来阳光得好似少女的她，是系里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她是程美宝，中山大学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也是在歷史人类学研究领域「华南学派」年轻一代的主力。她的身份、背景，令她经常被人注意：香港人、牛津博士。
程美宝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中学在真光女书院读书，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毕业，牛津大学博士，师从知名学者科大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歷史系讲座教授），研究清末民初的中国地域文化。可是如今，坐在广州老树盘勤的校园里，程美宝一口俐落的普通话，已经听不出一点香港的口音。
「十多年了，自然的。」一九九七年来中山大学任教之后，程美宝再没离开过。拿最普通的本地工资，按照广州的物价水平生活。「我刚来时是副教授，月工资一千多元人民币（合约一百四十六美元），相比香港家人的需要，简直不能算是钱了。学校还照顾我，每个月多给三百块，作为回香港的火车票。」
「那时很艰难，要在香港接些兼职，同学聚会都不太敢去。吃一顿饭至少得两三百港币（合约二十五至三十八美元），太贵了。」「后来，家里的情况有所改变，这边的工资也提高了，经济的负担就逐渐减轻了。」
说起往日，程美宝的神情很平淡，并有意迴避一些与「名校毕业」、「甘於清贫」之类的说法，「这与高尚情感无关，是纯粹的个人选择，学术选择。」
「在香港我曾经做过新闻，当过两个月的报纸编辑。但在报馆里，意识形态和工作的流程让你不能做很多东西，思想自由不能充分的发挥，所以很快就辞了职。」程美宝也尝试过在香港的大学教授歷史，「香港的大学里，正式的歷史系职位很少，我试过在各个学校兼差，一天可能跑两三家学校，教一些短期课程或者夜间班。但真正有兴趣的学生不多，对我来说，这样赶场挣钱的生活看不到意义。」
彷彿是不经意间，生活就渐渐落地生根在了广州。
「九二年暑假开始，我就来广州的图书馆看材料。在牛津读博士之前就来过，之后每年都会过来。」程美宝的博士论文研究地域文化的形成，「比如广东文化或其他任何一个有地域标籤的文化，它包含的某些固定内容，是什麼时候挑选的，又是何时形成文献、形成观念的。我追溯清道光年间到一九四零左右，从帝制到共和国的改变对地方文化论述產生的影响。」
一九九七年之后，在牛津大学导师科大卫与朋友的引介下，程美宝把眼光落到了华南，这里是中国歷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研究最早的一块试验田。
在《海外学者的「华南研究」》一文中，程美宝与合作者蔡志祥这样解释「华南」对於中国研究的意义：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呈封闭状态，很多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以香港新界、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人（主要是来自福建和广东）社区这个「外围」的华南地区为立足点从事歷史学和人类学研究。所以，他们的工作又被称为「华南研究」。「结合歷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从地域研究入手探讨有著古老文明的中国的形成过程，是华南研究的主要方法。」
八十年代后，随著中国大陆政治、社会与学术氛围的重大变化，这一块研究范围自然地从香港、台湾地区伸展到广东、福建以至更内陆的省份。「华南」的概念被放入连接中国和海外的广大的脉络中，牛津大学的科大卫指出，「华南」不是固定的区域，而是歷史建构的过程，是以区域研究取向来理解中国歷史的试验场。从八十年代开始，科大卫和耶鲁大学的萧凤霞开始与中山大学歷史系合作，在珠三角地区组织「华南研究计划」，开始把歷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研究的实践。他们深入所在地区作田野调查，并定期举办工作坊邀请海内外学者讨论与交流。
正是这样的共识和氛围吸引了当时还只是后辈的程美宝。她和这里的老师、同事、学生们一起下乡村做田野调查、辩论、开研讨会。「这里有同伴，有和你一样追求学术的人」，程美宝看著院子里来来去去的老师学生，笑了。她总说，有这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就很满足了。
相反，在香港，她找不到这样的共鸣：「这很有趣，我也百思不得其解。香港虽然是个国际城市，资源很多，人也来去自由，但整个心态还是比较封闭，愿意开放自己、与外界平等交流的人不多。也许香港太小，媒体做访问来来去去能找到的就是那几个人。」
「中国大陆各种空间和讨论平台都比香港宽大很多。比如各种学术会议、讲座，与老一辈学者的交流，各种刊物的出版，能让我学习很多。」
「大陆这池水很大，那麼大的一池水，自然会有很多糟糕的分子，但总有一些好的、特别好的，甚至是最好的。环顾全世界的中国研究的圈子，包括欧美在内，我敢说，最好的学者在中国，最差的也在中国。能够掌握最前沿的理论，能够把问题想得非常通透，能够接触到最地道的材料、挖得最深的，这些人都在中国，这让我有信心留在这里继续学习。」
至於许多人担心的自由度，程美宝并没放在心上：「我们做的课题没有很敏感的问题，偶然有，也不是国家有清楚的政策说不许怎样。这是很多香港人不明白的，老是认为中央有一个政策怎样怎样，其实都是很偶然的，中间有弹性。」如今，住著中大给教职员工兴建的最后一批集资房，想到自己念大学前还是和家人挤在一张床上的日子，程美宝很知足。
刚来中山大学的时候，她迫於研究经费紧缺，经常要从香港复印英文书籍资料背来广州。她经常想起一个例子：一次，她在课堂上布置习题，有学生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有人乾脆随手撕下小纸片，她就规定：每人必须準备一个新本子。结果系里老师友善地提醒她：一些来自农村的学生经济很困难，提这样的要求是否合适？这事给了程美宝很大触动，「我必须认清差异，然后去调整自己。」
「现在，广州和香港的薪资，大概就是十倍的差别，但是房子解决了，广州的生活其实很好。」因为家人大多已移民海外，她已经很少回香港。但是无论在专业或是学术习惯上，她仍深刻感受到香港带给自己独特的优势。
珍惜香港自由法治优势
「我是接受香港的教育长大的，香港的优势在於做事守规矩，所谓法治意识、廉政意识，都是自觉潜移默化的，人们都不会去怀疑它。大陆当然也在建立法治意识，可是有些年轻人会觉得，我们现实如此，你怎样做都不会做好，於是就乾脆不做了，也有人明一套暗一套。按规矩办事的法治精神，并不是讲讲就能实现的，是需要从小就渗入到人们的血液里，需要细水长流地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程美宝是中山大学歷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合作主办的《歷史人类学学刊》的执行主编之一，该学刊在中山大学编辑，在香港印刷发行，考虑到的也是香港的优势。她说：「香港最大的优势，就是她还是中国最具有言论自由的地方，这个独特的法治和言论环境，我们必须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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