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读杜威的著作？

——因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读书会而作

缘起

了解杜威，是2002年间在华中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那个时候，得益于涂又光先生的教育哲学课程，1999级的师兄师姐们开始风靡杜威。因为深受涂先生影响的学兄郭昊龙的缘故，我对杜威及其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略知一二，并购得一套该著作的中英文对照本。当时由于学业与毕业双重压力，对“没有来头”的啃名著真的没有兴趣，只是很“小聪明”地想到：“嗯，可以对照汉语来练英文了。”可惜，就连这点很低级的功利想法，也未曾实现。这套上下册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英文对照本跟着我数次搬家，几度辗转，虽未舍弃，但至今仍静悄悄地置于书架上。

对杜威的兴趣，始于2004年在武汉理工大学高教所为研究生开设《教育哲学》课程的时候。那还是因为先迷上了胡适的缘故。胡适的教育思想深得于杜威，在胡适演讲录中杜威的言论被屡屡提及，这也就一次次加深了我对杜威的印象。

真正开始读杜威，却始于当下。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的学术氛围颇有一些“天空任鸟飞、海阔任鱼跃”的味道，两位书生意气的同事发起了读书会。于是乎，志趣相投的师生们商定大家定期读同一本书，然后一起分享读书心得。大家选定的第一本书就是杜威的《学校与社会》。按照李俊老师的介绍，这本书很值得一读，他读了两遍，每次都有新的收获。以此为引子，以下拟对为什么我们需要读杜威的著作略作探讨。

我们为什么需要读杜威的著作，得从我们为什么需要读名著谈起。

很佩服李俊老师读书的效率与时间的利用率，当然，更佩服他具有读书人的心境。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室，当李俊老师埋首于“大部头”时，我多半在忙着下载“caj文档”。这种“反差”，与我的读书态度有关。读名著，类似于“探源”，下载期刊论文类似于“救急”。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多年来，我一直抱着“拿来主义”的读书态度，也很排斥导师给研究生开书单之类的行为，常常给研究生的建议就是“带着问题阅读，在研究过程中阅读”。长此以往，虽然短平快的文章发表了不少，但学术滋养终归不足，学术底气也无从谈起。这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读名著之必需：名著是源头活水，是学者的底蕴与底气所在。

也是机缘巧合，这两天恰巧读到叔本华关于阅读名著的论述（现代大学周刊微信号，2017/4/5）。我且再来一次“拿来主义”，借用叔本华的观点（延展阅读：《意志决定命运》，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来进一步谈谈我们为什么需要读名著。

其一，正因为生命的有限性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慎重选择所读之书。

“文字作品跟生活别无两样：在生活中我们随便都会碰见不可救药的粗陋之人，到处充斥着他们的身影……，同样，数目庞大的的坏书、劣书源源不断、层出不穷。”

“我们则应该把始终是相当有限的阅读时间专门用于阅读历史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所曾有过的伟大著作——写出这些著作的可是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所享有的后世名声就已表明了这一点。”

其二，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滋养身心。

“没有什么比阅读古老的经典作品更能使我们神清气爽了。只要随便拿起任何一部这样的经典作品，读上哪怕半个小时，整个人马上就会感觉耳目一新，身心放松、舒畅，精神也得到了纯净、升华和加强，感觉就犹如畅饮了山间岩泉。”

其三，即使抱着“解决问题”之目的，读书当读“大师之作”。

“创新”成了当今世界的时髦话语，发表文章的引文也被要求越新越好了。其实，至少就人文社科而言，要说创新，后人不外乎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些许有些进步。因此，“那些想就某一话题求教的人，千万不要匆忙拿起讨论这一话题最新出版的书，满以为科学总在进步，而新书的作者肯定是利用了之前的旧著。如可能的话，我们就要阅读那些对所讨论的事情有着根本性的发现和认识、真正有独创性的人所写的著作，或者至少是在某一学问领域里被公认的大师的作品。”

最后，经典之作考验我们的阅读品味与水平。

名著不可能是“短平快”的，这恰恰考验了我们的求知欲与阅读品味。所谓“曲高和寡”，“一件作品要永恒不朽的话，那这一作品就必须具备多样的优点，以致要找到一个能够理解和赏识所有这些优点的读者也不容易。”“具有伟大思想的作者也就只能被拥有非凡头脑和思想的读者所完全欣赏。”

至此，我不由得对自己过去所持的读书观做了反省，希望从此“洗心革面”，放下功利心，做个纯粹的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书人。更希望借助职教学院读书会这个平台，将名著阅读行动一直持续下去。

紧接着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漫漫历史文化长河中，人类的智慧结晶浩若星辰。那么，在众多名著中，我们为什么需要读杜威的著作？这还得从教育工作的特殊性来认识杜威的杰出之处。

从事教育工作一般需要三门学科作基础：哲学、心理学、教育学。通过哲学的学习，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才可能有同情的理解，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才有所期待，在从事教育工作时才可能“高瞻远瞩”；通过心理学的学习，我们对人的心理与行为才有科学的把握，在从事教育工作时才可能“有的放矢”；通过对教育原理的了解，我们才能明晰教育活动应该是怎样进行的，在从事教育工作时才可能“纵心所欲而不逾矩”。问题是，就人的有限性而言，“人生有涯而知无涯”；就知识发展规律而言，知识不断处于综合与分化的往复之中，因而才有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研究方向等等的细分。成为某一“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已属不易，若把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三者打通者则难上加难，而这恰恰是杜威的杰出或非凡之处。

从“知道”的层面来介绍杜威，人们不约而同地会这样表述：约翰·杜威（John Dewey）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评论家，也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创始人。

但结合上文我想强调说的是，杜威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将哲学、心理学与教育学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呆了十年（1894~1904），他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系主任。他兼任这三个方面的教授职位，而且被认为在每个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很难说他自己更喜欢这些角色中的哪一种，是成体系的哲学家、科学心理学家，或是实验教育家？实际上他认为这三者是直接关联的。他也许认为在他指导下创设的芝加哥实验学校是这个时期里他的主要成就。他反复强调，实验学校不是“实习学校”，也不是“模范学校”，而是“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实验室”（赵祥麟，《学校与社会》译者前言）。

“他（杜威）是一个专业哲学家，却作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教育家而驰名于世界。”——杜威的优秀也在于此，杜威对教育问题的深刻领悟也在于此，杜威的教育著作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至今在全世界仍具有广泛影响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