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即将进行首轮投票之际，本文剖析选战所折射出的意义，批评多位候选人的作为，指出法国面临的风险，并号召选民积极参加投票。
如同它的名义所揭示的，《世界报》坚持国际主义的身份认同，呼吁警惕民族主义思潮上升的恶果，并立场鲜明地对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的领导人马琳勒庞表达反对态度。社论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某位候选人，但相对而言，对中间派的马克龙展现出更多好感。
从某种程度上，《世界报》社论同美国大选之前媒体对特朗普的态度一脉相承，而在经历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之后，法国是否能够抵挡住全球民粹浪潮上升局面，只有4月23日（和5月7日）能告诉我们答案。
法国总统大选从来不是纯粹一国内部事务，不仅欧美对此高度关注，对于中国来说，或许更值得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对民主体制的捍卫、尤其是历史变局可能来临之前的立场选择和应对逻辑。
投票的价值法国《世界报》4月22日社论文/ 杰罗姆·菲诺格里欧译/ 龚克到本周日，这场逾越规矩的总统选战将告一段落，它的各个方面都已经遭到批评：缺乏分寸、模棱含混、谎言连篇、避而不谈和作茧自缚，这一切都源于现任政府即将结束、且无人为之辩护的五年任期，这场选战从各个党派令人疑虑不安的初选起步（而初选的恰当性越来越遭到质疑），以扑朔迷离的结局告终，四名候选人都有可能晋级第二轮，这是此次投票中前所未有的事实。而近几个月一来的一切都将继续遭到批评，其中包括给予恐怖主义威胁的关注（最近又占据了注意力的中心），而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关注做得还不够。
事实上，就在最后一天，这场处于紧急状态中的总统选战开始变得像它几周以来该像的样子。
发生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圣战分子袭击，变成当天选举辩论的最后几个小时的焦点，它经过蓄意算计，就是为了激发这种效果。这就是这波恐怖袭击浪潮幕后推手的策略：让情绪波动压过讨论，刺激反应升级而损毁我们的法治，制造对立和冲突，这是他们能够让狂热信仰胜利的唯一机会。
政治许诺的完整图景 就眼下来说，我们的价值观对抗这种极权逻辑的最佳防卫手段，就是投票，当然前提是不要放任恐惧攫取住我们的选票。
而要履行这项公民职责，此次选战不管有多少毛病，毕竟还有某些可取之处。首先，它展示了一幅事关政治许诺的罕见而完整的图景：五名主要候选人，每人分别对应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纲领、以及泾渭分明的选择。其次，它赤裸裸地暴露出各种恶行，这些恶行冲击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所处的时代。最后，这场选举涉及到一系列并不常见的重大主题，它没有像以前历次选举一样、局限在某一个主导议题之上（最夸张的就是2002年大选，安全梦魇导致了众所周知的灾难性结果）。
从来没有一场选战，像此次一样被国际议题所凸显，它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角度，让我们得以观察正在经受的恐怖侵袭的原因，或者涌向欧洲大陆寻求庇护的难民潮的根源。欧洲也难得再度成为辩论的中心——尽管往往处于被控诉的境地。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同样得到广泛涉及，但改变了角度，扩大了视野。这样一来，原来法国人的心腹大患和首要焦虑——失业问题，就在解决措施清单上让位于竞争对手：候选人们冒着脱离现实的风险，宁愿选择向上追溯源头来攻击现行体制，或者向下探寻距今遥远的后果，例如位于布诺瓦·阿蒙（Benoît Hamon）纲领核心地位的贬低工作意义。此外，环境问题同样获得了一席之地。
“不幸的全球化”感受 从这些论题之中，可以推衍出一个主导印象。
这场选举的底色并不是对身份认同的怨念（虽然经常有人这么宣称），而是对所谓”不幸的全球化“的感受。
在中产阶级当中日益普遍的感觉是，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尽管同时能够消除大面积贫困，但加剧了不平等，有利于一小撮特权阶级。显而易见，正是这种不公平感，可以解释为什么让-吕克·梅郎雄（Jean-Luc Mélenchon）成为迷恋的对象。
在内政问题上，对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的个人行径、或者对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所属政党的行径的揭露，改变了这场选战的走向。这种揭露是否因此扭转了实质问题的辩论注意力、就像这两位候选人信誓旦旦谴责有阴谋存在一样？媒体和司法机关的正当调查引发了巨大反响，因为这些调查恰恰揭示了实质问题所在。如果他们自己都不能遵守法律、尊重公共利益、恪尽个人操守，又怎么能声称进行统治、制定公正决策、要求公民做出牺牲？在所有事项上，选民有完全有资格要求更多的廉洁和更多的透明。
从戴高乐主义到凯撒主义 当事人遭遇丑闻却仍然逍遥法外，这种顽固文化事实上植根于一幅更大的图景当中，最近几个月一来的事态都在不断地将这幅图景清晰化，这便是既有政治体制的崩解，而这种体制是建立在有统治能力的两党交替执政的基础之上的。历史学家皮埃尔·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在4月6日的《新观察家》杂志上曾经写道，“政党对社会诉求做出回应的代议制民主，如今趋于消亡，代之以一种身份认同民主。”在这片废墟之上，崛起的是个人色彩的候选人，也就是伊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让-吕克·梅郎雄，以及（在较弱意义上）马琳·勒庞，他们都仔细规划了一条反体制的路线。第五共和起源时的戴高乐主义，转变成一种前所未见的凯撒主义，后者围绕候选人的个人特质，聚合了新形式的支持者群体，以及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活投入模式。
眼下，这种演变造成的巴尔干式分裂，恰恰同两轮多数投票制相契合。这就解释了围绕周日投票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但不幸的是，某几位候选人经常向记者发起非难，刻意营造反体制形象，这种手法更加激发了不同的支持者群体在数字网络上的竞争恶化态势。
在这场选战进程中，有一个概念到目前为止看上去还是不言自明的，但将来或许必须为之辩护，这便是“告知的自由”（libertéd''informer）。
在这漫长的几个月里，有必要捍卫我们这份职业的若干基本原则：调查的权利，主导问题的权利、保护信息源的权利。在这个阴谋论和无端指控大行其道的时代，《世界报》曾经多次被某些政党支持者或者领导人所指责，他们怀疑这份报纸倾向于这个或者那个阵营。
国际主义的身份认同 这场选战的结束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温的机会：报纸和新闻网站的编辑部，就其章程而言，是独立于一切权力的——尤其是股东的权力。在总统大选首轮投票前夕，《世界报》没有支持某位候选人的使命，也没有号召读者给其中某人投票的使命。
但是，这种中立性建立在某些价值观之上，这些价值观使得我们能够指出某些危险。我们的报纸在二战刚刚结束就创刊，它围绕一种国际主义的身份认同所建构，并且尤其支持欧洲的一体化建设。
这种国际主义的身份认同，使得我们今天对各种民族主义思潮高涨深感不安，这种民族主义思潮很大程度上正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的原因。面对退缩回国家边界之内的冲动，我们反对那种认为在一国之内万事皆好办的想法。环境和地缘政治议题、移民的流动、恐怖主义的威胁，这些因素始终都要求我们强化同邻国的联系。然而，这种责任并不意味着对近年来欧洲一体化建设、或者全球化进程中犯下的错误全盘照收。这种全球化进程中滋生了太多的劳工-资本失衡，同时也需要更好地规制金融资本的流动。从一开始，我们的责任就要求自己同公共自由、社会合作、阶层和代际团结相辅相成。
最后，我们对法国所面临危机的发展进程及原因保持批判态度，但始终是民主体制的热情捍卫者。在这场历史性投票之际，这些原因使得我们呼吁每一个人都参与投票。但与此同时要意识到，在这场选举当中有一位候选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同我们的价值观及责任感无法兼容，这就是——马琳·勒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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