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曾经接受记者的采访谈到，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应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其实质就是应该更多地向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吸取治理经验。
其实，姚洋教授的这个观点是十分诚挚。正如在2016年中国国庆节时，中共官方媒体经常适用“祖国67岁生日”等类似说法，遭到了一些网友的质疑。“中国五千年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两千年，怎么今天才67岁”，成为了主要的质疑生命。
从表面看，这是单纯的文字表述上的分歧，实际上是中国人对中共合法性的一种认同。诚然，“佛亦有三身”，中共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执政党，自然天然代表着中国，但问题是其官方意识形态的根源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严格意义上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下的一种哲学流派，因此，无论从文化背景上，还是思维传统上，很难树立中国人的政治文化认同。
为解决这种政治文化上的尴尬，中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但这里的“中国化”用官方的表述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表述本没有错，但是从缓解政治文化的尴尬角度上看，其效果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从官方表述上，并没有产生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概念和价值观。
事实上，中共一直以来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成功，或者说其“中国化”过程中所采用的概念依然是一种基于西方政治文化元叙事下的概念。近几年，中共将其意识形态的核心内涵浓缩在二十四个字中，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概念并不具有任何中国特色。换言之，可以作为任何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标签，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并没有得到完全体现，这使得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在实现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过程中的处境十分尴尬。同时，中国历史传统中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在当代中国则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
因此，欲解决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的尴尬，中共需要为儒家“正名”，明确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中唯物辩证法因素与儒家传统学说（如荀子的学说）实现对接，以“仁、义、礼、智、信”代替西方语境下的“民主元叙事”。
中共意识形态尴尬不仅仅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地位关系尴尬，同时还存在的主流认同与民众认同不一致的尴尬。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说：“问题在于执政党要把一种在党内并不被广泛认可的精英意识形态强加在整体社会之上。当越来越少的人，无论党内还是党外，信仰这种意识形态的时候，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就不难理解了”。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偏重于宏大叙事的历史观
中共传统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偏重于宏大叙事的历史观，但中国的老百姓恰又是比较务实，不关心与自己生活并不直接相关的东西，更不会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历史观进行主动体认，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认同。事实上，近几年基督教在中国发展迅猛，其主要原因则是基督教意识形态能够直接参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其提供了一种操作性极强的生活方式，如祈祷、忏悔、行善等让信徒在生活中随时体认基督教价值观。
同样，儒家思想虽然也有大同世界的宏大叙事，但是其能够直接为普通民众提供一种生活方式。与基督教信仰耶稣救恩不同，儒家提供的是一种“圣贤人格”信仰，是一种单纯的理念信仰。孔子在创立儒家思想之初就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行为规范，如“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补充了很多行为规范，比如子张就说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曾子也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些都是能够直接在民众生活中进行实践体认的信条。然而，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不能够提供的，事实上这也是包括康德、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通病。
因此，北大姚洋教授提到的向传统文化复归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官方缓解意识形态尴尬的过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需要得是“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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