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11年5月1日起，醉酒驾驶正式作为危险驾驶罪被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8天之后的晚上10点26分，刚和朋友三人喝了一瓶白葡萄酒，又和另一人喝了瓶威士忌的高晓松，开着自己的白色越野车追尾了路口等红灯的出租车，引发了一场四车追尾的事故。
几天后在庭审现场，法院判高晓松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他诚恳服罪，拿出张纸条大声念“酒令智昏，以我为戒”，深刻检讨说这次酒驾是他长期浮躁自负的结果。
虽然他出事后态度诚恳，但和他相关的综艺节目、商业计划都受到了影响，自己也错过不少机会，甚至错过了亲自执导的电影《大武生》的上映。据说那半年他的损失可能有7位数，之后的负面影响也无法估计，身在看守所的高晓松只能干瞪眼。
好在那时候有个人跑进去看他，给了他希望。
在高晓松酒驾发生之前，某集团的大老板许家印曾经找上来谈合作，说要在音乐领域布局做公司，邀请高晓松一起推动。一开始高晓松觉得这事不靠谱，那时候做音乐公司是不赚钱的，一个外行跑来掺和肯定是为了赚钱，这事会落得大家都不高兴，所以就没答应。
结果在失去自由的监狱里，高晓松迎来了陌生人的探望，这人是许家印专门找去递消息的，告诉他“这件事没任何影响，等他出去后，之前开的条件还照旧”。这就让高晓松很感动了，不管事情靠不靠谱，愿意雪中送炭的人总不会太差，所以出去之后他就拉着自己的学长宋柯，认真和许家印面对面聊了几次。
那几次的交流，可以说直接影响了两位音乐行业老炮儿之后的职业生涯。做房地产起家的许家印，在饭桌上提出把音乐公司当服务平台做，让宋柯高晓松俩人忍不住放下筷子鼓掌。“许老板提出以垄断大型演出场馆的方式进入演出市场，不是从内容开始，而是从演出资源开始，这样的计划我们都不敢想。”
后来二人离开恒大主动去了阿里，也是坚持从做平台的想法出发，可见许老板的影响有多深远，只是可惜高晓松宋柯的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至于是想法有问题还是执行出了偏差，就都是后话了。
当时二人对这件事都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仿佛看到了音乐行业的未来。2012年正式宣布成立恒大音乐的时候，站在宋柯身旁的高晓松笑着对媒体说，“我们希望能建起一家百年唱片公司”。
中国的音乐产业就像个可怜的孩子，换了一拨又一拨监护人，但没几个对它有责任心的。宋柯的那句“唱片已死”是真影响了不少人，一些正准备投唱片公司的投资人，吓得赶紧收了手，倒霉了正在融资的唱片公司，搞得整个音乐行业的收入都偏低，留不住优秀人才。
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宋柯才坦白那句话其实是为了压压版权的价格，好抄底入市，这让当初收手的投资人找谁哭去，现在手握版权的唱片公司，成了这个产业链上来钱最轻松的环节。
2011年宋柯做了半年烤鸭生意之后，就被学弟高晓松拉着见了许家印，然后就有了恒大音乐，鉴于之前自己说过“唱片已死”，所以这次他们不做唱片，做演出。
记得恒大的星光音乐节从立项到首场演出，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当时这个执行力惊得人人称赞，而且他们还不是只做一场，2013年全国一共做了22场，完全开创了音乐节新模式。那时候宋柯对外说一点都不会赔，赞助收入已经过亿，但在2015年恒大文化挂牌新三板的时候，公告显示2013年、2014年音乐节赞助收入分别3818万、3314万，加一起也没过亿。
可是2013年没人知道真相啊，房地产商们听着这收入，再看了下办音乐节的实操难度，都纷纷拍板决定做音乐节，结果中国音乐节市场经过这么一闹，瞬间注入大量泡沫，根据小鹿角智库的数据，2011年全国才69场音乐节，到了2014年一共148场，而到了2016年一下降到了90场，一堆公司团队就这么死了。
其他人跟着潮水走，宋柯高晓松并不糊涂。在2014年他们就看出来用做电影的方式做音乐节是不行的，一张门票80块，一场也就1万多人，可一场音乐节的成本就在300万左右，赞助单场收入不到200万，所以马上在2015年停下了脚步，开始思考怎么继续做平台。
那时候俩人觉得许老板要做平台的想法没错，但恒大只能做内容，后来他们发现了一家更有实力的互联网公司，也有做音乐的倾向，就觉得要想为音乐行业再做些事情，只能跳槽了。
据说，那时候俩人商量未来的方向就用了一个小时，没多久就决定放弃了原本要成为百年唱片公司的恒大，主动找上了那家互联网公司的老大马云。
之前二人的每次转身，都是高晓松起得头，从成立公司到并入华纳，从与太合牵手到进入恒大，高晓松都是穿针引线的人，所以这次去杭州，也是高晓松领着宋柯去的。
那天见到马云后，彼此客气一番就直接进入话题，宋柯开始给马老板算账，说中国年音乐产值在2700亿，去掉KTV的几百亿，也还有2000亿，既比电影市场大，也还都没有互联网化，所以得出结论，阿里音乐是可以做成600亿元的大生意的。马云听了特满意，很肯定的说了句“对！”，之后天天动听成了大交易平台阿里星球，何炅也被拉来一起做了同事。
在阿里的那段时间，高晓松和宋柯是真的一改曾经的行事作风，高晓松说去阿里之前以为是钱多事少的美差，结果到了之后甚至会熬夜加班，宋柯看着以往很少参与执行的高晓松，在这家公司都充满干劲，忍不住感叹“阿里能改变人改变到这个地步”。
但变化归变化，本质上的问题还是存在。因为一些不难想到的原因，经过半年时间阿里星球没能成为音乐版阿里巴巴，马老板想看到的600亿连600分之一都没有，只好低调地把其改造成偶像粉丝社区，阿里音乐被充进阿里大文娱进行整体架构调整，二人的头衔也进行了明升暗降。
不过对于二人来说，在阿里的这一年没什么损失，更改头衔后高晓松继续进行自己的综艺脱口秀，收割年轻粉丝，宋柯继续自己一周看两个项目的投资节奏，休闲养老，无非是没那么忙了。所以实际上，无论是埋头苦干还是随性而为，都是二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在50岁的档口，他们选择为理想进行了一次尝试，只不过尝试失败而已。
不过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二人已经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标杆，干什么都有人跟着模仿，就像那时候宋柯一句唱片已死，一帮人就离开了音乐行业一样，现在音乐行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盲目迷信互联网的能量，在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想互联网化。
明明有钱做专辑非要玩众筹搞预售，让人以为音乐众筹是个需求，结果苦了真去做众筹平台的创业者。明明进入音乐行业是需要门槛的，非要搞互联网造星，你看互联网造出来的星，哪个能活跃超过半年的？要不是前段时间华晨宇改编了《我的滑板鞋》，怕是都没人记着庞麦郎了。
以前音乐行业不行，大家总是怪政策不支持，现在互联网音乐的版权有人管控了，也没见音乐人们过的多好。后来又觉得是资本没到位，说没钱怎么做生意，现在摩登天空一年多拿了两轮投资，音乐拿了7.5亿，其他公司不是在融资就是准备上市，结果呢，连首传唱的好歌都没出现，就算是老腊肉赵雷凭借电视平台唱火了首《成都》，首先它不算多好，而且也跟音乐行业没半毛钱关系。
从多年前开始，音乐行业的头部公司和大佬，就都是明白人，人家敢于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来大陆就是赚钱，人家敢于说自己的理想就是成为门客，可活在地上的人总是向往天上的生活，忘了自己要脚踏实地。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中国的音乐行业成了现在这样，我肯定说是这届从业者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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