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中国近一阶段的资本外流压力已经有所减轻，但监管层仍将对资本外流保持密切观察。今年2、3月份，中国的外汇储备连续两个月小幅上升，一季度的银行结售汇逆差无论是同比、环比都大幅下降，到了2月份，银行对客户的远期结售汇由逆差转为顺差，这些都说明市场主体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已经有所减弱。
外部环境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称，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到了今年3月份美联储第三次加息时，美元指数走强的幅度远不如前两次。据外媒报道，在这样的形势下，监管当局已经放宽了对人民币对外支付的限制。但是，银行结售汇逆差仍然为负，一季度的逆差额超过400亿美元。而且，这是在前一时期资本管制收紧，美元指数不再大幅走强的形势下的数字。
因此，对于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形势仍然不能掉以轻心，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仍然需要继续改革和完善。
汇率制度的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回顾前一阶段的讨论，可以发现，直到今日，专业人士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观点。
对于当前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机制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当前资本流出一定程度与市场看空情绪有关，参考上日收盘价的定价机制导致了头一天因外汇供不应求，人民币收盘价相对中间价贬值，则第二天中间价继续贬值的局面，这是一种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机制，也正是上半年尽管美元汇率指数总体回调，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依然趋跌的重要原因。二是汇率浮动的初衷本来是避免外部冲击对内部经济运行的影响，而下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快速调整，是直接将外部冲击引向了境内，尽管同期境内经济运行已出现改善的迹象。三是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而且同一因素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对汇率的影响作用不同，而新机制强化了“昨天跌、今天继续跌”、“美元强、人民币弱”的简单市场逻辑，容易形成一致性预期和单边市场。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前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是中性和对称的，既不助涨也不助跌，不会导致预期的自我强化。
该观点认为，当前的中间价机制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参考篮子而不是盯住篮子，很多人在评论“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时，都认为货币当局是盯住篮子，而参考篮子指的是在中间价形成过程中加入了篮子货币汇率变动的不确定因素。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实际上增大了顺周期投机人民币（若升值就做多，若贬值就做空）的风险，所以人民币中间价还是决定于收盘价，因为收盘价代表市场的供求，可以让市场供求在决定汇率中间价中发挥根本性作用。第二个特点是收盘价和篮子货币汇率变动的相关性很低，因为中间价变动参考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受整个交易日中市场供求的影响，收盘价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而篮子货币汇率的变动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影响，也可能升值或贬值。收盘价和篮子货币汇率的变动是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形成的，所以彼此相关性比较低。
对于人民币实现清洁浮动的路径，也曾出现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走向清洁浮动存在主动和被动两种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如果资本回流、人民币升值压力重现之时，央行抓住有利时机完成这惊险一跃，这是主动的路径；第二条路径是当资本持续外流、外汇储备大幅下降之时，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成本过高，央行最终不得不放弃外汇干预，被动完成这惊险一跃，最终大乱之后实现大治。然而，也有观点指出，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尤其是考虑到“世情、国情、人情”，这两个路径都还走不通，尽管不能称之为死胡同，但是至少尚未看到解决问题的黎明曙光。
正是因为汇率改革的重要性、复杂性和专业性，才引发了诸多的思考和讨论，而从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经济意义上来看，所谓大国就是指定价权，政策有溢出效应，还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政策调控能力。中国现在正逐渐地具有一些大国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对全球增长的贡献较大，贸易、跨国投资发展迅速，金融市场体系相对比较健全，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总体上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既有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化机制不健全需要汇率相对稳定的需求，也有作为大国需要一定货币政策独立性以维持内部均衡的需求。对于中国来说，采用何种汇率制度，仍需要放在中国的实际现状下做出成本收益的分析和讨论。在改革方向和路径的选择上，没有一种最优的汇率选择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所有时期。
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案选择，第一类是允许汇率自由浮动，第二类是恢复盯住美元窄幅波动，第三类是继续参考篮子货币调节。
三种机制设计各有利弊，总的来讲没有无痛的汇率解决方案。无论采取哪种汇率选择方案，事前都难以准确预估其利弊影响。特别是经历了“8.11”汇改以后，因为内外部不确定性的大幅增加，更是大大增加了预测的难度。因此，无论选择哪种汇率安排，可能关键不是评估它会带来的好处，而是要防止低估它可能引发的风险。要事前沙盘推演各种实施方案可能面临的问题，在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应对预案（不仅要考虑外汇市场可能出现的状况，还要考虑其他市场可能产生的传染效应），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尤其是出现坏的情形时，如果政府事前有较为充分的心理和措施的准备，进退有据，有助于避免临阵磨枪，应对失措，加大市场恐慌。这方面，政府具有“先手棋”的天然优势。
汇率制度改革不能仅仅考虑汇率问题，还需要有很多其他方面制度改革的配合。从中国来看，主要应该加快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改善宏观审慎与资本流动管理、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健全的宏观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是汇率制度良好运行的长期保障。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区分两个问题。
首先，要区分宏观审慎管理和资本流动管理。
宏观审慎管理主要是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采取措施，而资本流动管理主要是针对资本的流动如何应对国际收支。两者在本质上存在区别，所以我们要避免打着宏观审慎的口号进行资本管制。其次，要区分资本流动管理中的资本项目管制和经常项目管制。
资本项目管制顾名思义是对资本项目进行的管制，在中国这是合理合法的；而对经常项目的管制，根据我们对基金组织第八条款的承诺，我们应实现经常账户的可兑换，不能轻易地把经常项目的资本管制挪到资本项目管制上。这方面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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