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参加“样板戏”的音乐创作，得到江青的赏识，从而平步青云。历任中共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中共十大代表，中共中央委员（第十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976年10月，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
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在“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其中上海尤为突出。他不仅忘我地投入到《海港》的音乐设计中去，而且积极参与《智》剧几个重点唱段的修改，使之更加完善。于会泳不光在京剧音乐理论上显示出深厚的造诣，且在音乐创作上富有才华，这更加重了他在江青张春桥心目中的分量。从此，于会泳踏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1967年春，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和上音革委会副主任的于会泳，成了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而他也的确为《智》剧和《海港》的修改百般操劳。使江青、张春桥深感满意：他为江青首创了“三突出”理论；他殚精竭虑地使“样板戏”运用了中西混合乐队，大大拓展了“样板戏”音乐的表现能力；他主持了第二拨“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修改和排演，使这几出戏的艺术质量不但无逊于第一拨“样板戏”，而且在艺术风格上又各有不同的创新。尤其是全剧运用韵白对话的《杜鹃山》，就是音乐的戏剧性而言，可以说是所有“样板戏”中最为成功、最难能可贵的。
在专门研究民族音乐的同时，于会泳对民歌、曲艺、京剧、地方戏曲及西方古乐曲也一一涉猎，先后发表了《山东大鼓》《胶东民间歌曲选》《陕北榆林小曲》《单弦牌子曲分析》等音乐著作，创作了民族管弦乐合奏曲《闯将令》。撰写论文《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和《关于辨别调式问题》，提出调高沿用西洋音名命名，调式以传统的宫商角征羽命名，并提出了“主宰音程关系”的新概念，引起音乐理论界的重视，被普遍采用。撰写《民间曲调研究》《腔词关系研究》，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指定必修教材。先后发表了《女社员之歌》《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党的恩情长又长》《非洲在怒吼》等多首歌曲。
1925年6月，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于会泳自幼喜好文艺，1949年9月，于会泳被胶东文工团选送到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音乐教育专修班，进行为其一年的学习。
1965年初，江青来到上海抓京剧革命。她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获得好评的《红灯记》调来演出，为此上海的报纸发表了各种评论文章。1965年春，于会泳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于会泳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于会泳建议，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广泛地流传。
江青看了于会泳的文章后非常赞赏，因为于会泳的建议与江青的一贯主张非常合拍。江青马上对张春桥说：“去了解了解，这是什么人？”张春桥虽然长期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但也不知道于会泳这个人。江青突然发现了人才，张春桥自然不敢怠慢。江青了解到于会泳是老区来的，又是文工队出身，就马上在锦江小礼堂接见了于会泳，并当场称赞他，说他的文章写到点子上。江青还对张春桥说，今后在搞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要重用他。根据江青的旨意，张春桥安排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此后，于会泳成了江青和张春桥的智囊。于会泳先在《海港》剧组担任作曲，了解到江青最欣赏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所以在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设计唱腔的时候，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戏中方海珍唱“忠于人民忠于党”这一段时，抑扬顿挫，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有多少烈士的血渗透了这码头的土地”这一句，荡气回肠。于会泳把录音送给江青。江青听后非常欣赏，大加赞扬。
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砝码日益加重，后来又把他调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对全剧音乐进行艺术加工。于会泳在进行唱腔设计的时候，摸清了江青的爱好，尽力讨好江青。于会泳把传统京剧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来，例如“打虎上山”这段，他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浑厚的圆号交织在一起，把杨子荣上山扬鞭策马、风雪怒吼的场面表现得非常逼真，在音乐界受到好评。
1966年国庆节，《智取威虎山》首次得到江青的批准，到北京演出。江青还提名于会泳乘飞机去。到北京后，江青派秘书用轿车接他到剧场，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起看演出，看完演出以后，让于会泳陪同一起上台接见演员，使他受宠若惊。
不久，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造反了，红卫兵不知道江青重用于会泳的心思，认为学院里院系的领导都要打倒，于是勒令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群众审查。当时市委还没有垮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找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向姚文元打电话汇报。《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找于会泳谈话：“这样吧，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九大”之后，于会泳担任了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由于江青的提名，于会泳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于会泳为此激动不已。然而江青的“关怀”还不止如此。1975年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对四届人大关于政府组成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到文化部部长的人选时，周恩来本来准备让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担任。但是吴德因为已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工作太忙而婉拒。周恩来于是提议由原文化部长茅盾担任，但张春桥和江青不赞成。江青于是提名于会泳当文化部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赞成。这样，于会泳的提名就通过了。文化部部长名义上是归一位副总理领导，当然最后是要请示总理的，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部只能归江青领导。
1976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出以华山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会泳被宣布隔离审查。在被隔离审查的半年多时间里，于会泳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当时对自己还是比较乐观的，似乎是这时候才开始重视了自己本来是个“音乐家、作曲家“的身份。这从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时，对妻子说的安慰话就能看出来：”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但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把于会泳定为“四人帮”骨干分子，称马天水、于会泳、迟群等人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抢者”。这给于会泳以沉重打击，让他的精神接近崩溃。
1977年8月28日夜，绝望的于会泳给家人写下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地更换！……”尔后，于会泳服毒自杀，被发现后送医院紧急抢救。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31日死去。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死党，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本应依法提起诉讼，追究刑事责任，但因本人已自杀身亡，故对他不予起诉，撤销于会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于会泳是粉碎“四人帮”后自杀的惟一一位部长级干部。他死后，1978年底，他的妻子任珂偕于会泳的母亲回上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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