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说到，独立思考的价值。很多人一说到思考，似乎就是我在哪、我要去哪之类的终极问题。今天就举几个具体例子供大家一起思考。虽然是周末但假期有三天，明后天再娱乐。
1.0
第一我们来看撞车
例如，如果我到夜市吃宵夜，喝了两瓶啤酒，起身时略有摇晃，不小心碰了旁边的人一下。他一个踉跄，手中的茶壶落地粉碎。如果他表明，茶壶是出自名家之手，一把值百万人民币，我是否该负起赔偿的责任？
由因果关系上看，我撞他，明确具体，毫无疑问；可是，至少有两点考虑，我毋需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
第一，他把名贵茶壶带到夜市，是把“不寻常的风险”带到人群之中。
第二，最小防范成本：他可以把壶放在盒子里，至少有防护软垫。因此，虽然是我导致茶壶毁损，却未必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也就是：在“肇事责任”这个概念里，“肇事”和“责任”可以切划开来，未必一定要合而为一。
同样的道理，在“破车撞豪车”的案例里，我撞了豪车，交警鉴定是我的疏失，这是“肇事”的部分。
在“责任”的部分，也可以有类似的考虑。主流的法学见解，是根据交通责任鉴定，肇事者要赔偿豪车的损失。
如果肇事者确实无法负担（家境不好等），可以在执行阶段弹性处理。
然而，根据前面的分析，在破车（烂车）撞豪车的案例里，“肇事责任”也可以切割成两部分：“肇事”部分，是指对交通事故的解读。“责任”部分，是指赔偿善后的认定。随着豪车和超级豪车的出现，“肇事”和“责任”分开处理，更符合情理：
一方面，一般汽车驾驶人，只面对和承担有限的风险，而不是豪车这种天外陨石般的风险。另一方面，豪车的拥有者，对于社会正常作息，带来不寻常的风险，当然应该承担某种责任。
但我们该如何界定“豪车”？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也有些许理性思考的成分。在此有两点可以提出：第一，对于幅员辽阔的国度，最好是因地制宜；由适当的立法单位，决定当地的标准为何。第二，无论具体标准为何，总是一种人为设定的尺度；因此，某种程度的任意性（arbitrary）必然存在。
譬如我们国家，豪车的标准可能价格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撞上价值几十万的车，怎么办？一方面，就像法定二十几岁成年人，也是一种人为、次佳（secondbest）的设计。另一方面，对于“次豪车”，可以采取级距、阶梯式的差别待遇。
抽象来看，由“破车撞豪车”的案例里，可以体会到社会变迁对法学的影响。当新兴事物不断涌现时，法学理论、概念和解释，都必须面对考验。社会的变迁，也可以（或应该）带来法律的变迁。
2.0
第二，来看死刑
反对死刑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司法可能会犯错，而一旦犯错无从弥补。至少在美国，判处死刑需要经过一道道、非常严谨的程序，因此犯错机率几乎微乎其微。反对死刑的另一主要论点，是执行死刑未必有吓阻效果。论点是，处死一个人，只要能避免另一个被害人遇害，就是值得的。赞成死刑的另外一个主要理由，是把死刑视为“终极惩罚”（punishment of the last resort）。
在现代文明国家里，如果没有死刑，最重的惩罚就是终身监禁。那么，终身监禁的犯人，如果在牢里又犯了强奸、杀人（杀死其他犯人或狱卒）等重罪，最多只能再判个无期徒刑，结果不痛不痒。相形之下，如果有死刑，当无期徒刑的犯人犯下重罪时，就可以派得上用场；对于其他服无期徒刑的人而言，都可以产生儆示效果。
赞成死刑还有一个理由：
战场上两军交战时，兵戎相见；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打仗不是请客吃饭，兵者死生之事也。对于敌人，毋需也无从怜悯；剥夺敌人的生命，就是保障和捍卫自己的生命。
既然如此，对于社会外部的敌人（敌军）可以毫不犹豫的剥夺其生命；那么，对于社会内部的敌人（连续杀人、结伙抢劫、性攻击并杀害幼童等等的罪犯）为什么不能剥夺其生命？
战场上的敌军，可能如你我一般，是正常平凡的小老百姓；彼此未必有深仇大恨，更没有个人恩怨；只因为彼此刚好是敌我，就一律杀无赦。对比之下，社会内部的敌人，不只对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造成惨痛的伤害，对社会其他人也带来沉重的威胁和阴影。
这些“敌人”危害和可憎的程度，难道小于战场上的敌军吗？为什么可以剥夺社会外在敌人的生命，却不能剥夺社会内在敌人的生命？
反对死刑的理由之一，是一旦把重犯关到牢里终身监禁，就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因此，毋需剥夺这些人的生命。
这种观点当然也有可议之处。对于潜在的犯罪者，如果知道不会面对死刑、毋需付出最昂贵的代价，那么，根据需求定律，当犯错的代价下降时，就会有较多的人犯下重罪。
以上的论述反映了对“死刑”的作法，显然可以贴上不同的标签：“犯错机率很小”、“吓阻效果”、“终极惩罚”、以及社会的“外部敌人／内部敌人”。由此也可见，任何人事物，往往有很多的角度；对不同面向的认知和解读，就像是贴上了不同的标签。每一个标签，都捕捉了这个人事物的某些神韵；然而，每一个标签和真相之间，也总有远近不等的距离。公共政策的取舍，就是希望对问题的本质（真相），能贴上一个（或几个）比较真实精确的标签，然后作适当的回应。
3.0
最后，来看养小孩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A和B相恋成婚，生了小孩C。成婚生子后，两人不合，决定离婚。离婚后，A（男方）对B付赡养费；而且，基于亲子关系，A要对小孩C付教育和生活费用等。A享有探视权，和C保持父子（女）关系。
然而，A慢慢觉得，无论是长相或性情，C都不像是自己的孩子。因此做DNA检查，发现确实不是自己所生。在有些案例里，A发现小孩其实是前妻B和前男友D所生；在更特别的案例里，B和D结婚，再续前缘。既然孩子不是自己所生，A向法院递交申请，希望终止亲子关系，同时停止继续付养育教育等费用。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既然不是A所生，理当终止。
然而，至少在美国，面对这种案件，法院的判决是：A要继续付钱，即使有DNA的检验结果。
美国法院的立场，可以由两个角度解读：
第一，以小孩的最佳利益为利益，面对父亲A和孩子C的权益冲突，选择后者；宁愿让父亲（大人）受委曲，也不会伤害小孩。
第二，DNA的技术，界定了“生物上”的亲子关系；相对的，幼时朝夕相处，孕育的是“文化上”的亲子关系。有哪一种理论学说可以表明，前者一定比后者重要？
即使在中国社会里，支持前者（生物上的亲子）是目前的主流价值；随着社会的进展，物换星移，半个世纪之后，支持后者（文化上的亲子）的比例是否可能明显上升？
社会变迁，不只反映在物质条件上，思维理念和价值取向，也会缓慢蜕变。当价值观变化之后，法律也会自然而然的滞后反应。而且，更重要的是，亲子鉴定案例所反映的，法律的主要功能，未必是追求公平正义。有谁能论断，支持生物上的亲子关系、就是符合公平正义的？相对的，这些案例正巧妙的反映了，法律的主要功能，是在处理价值冲突。在不同的价值之间（文化／生物，父亲利益／孩子利益，真相／其他考量），社会作出选择，并且承担（好或不好的）结果。
“生物上”的父亲，和“文化上”的父亲，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真相的价值和子女的福祉，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一旦以子女的最佳利益为参考座标，后者的价值可能高于前者（DNA带来的真相）。
而，“文化上的父亲”和“生物上的父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区分有意义吗？
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文化上的父亲和生物上的父亲是合而为一的，在现代社会里绝大多数的情形依然如此。然而，现代社会复杂的程度远胜于往昔。文化上的父亲，未必就是生物上的父亲；在某些比较特殊的情形下，这种区分不但有意义，而且重要。
例如同性恋夫妻或同性伴侣，只要符合领养的条件，也可以领养子女。这时候，没有生物上的血缘关系，但是文化上的伦常，依然重要无比。或者，父母年纪大时，子女有照养的义务，见诸于法律。然而，在子女年幼时，父母如果没有尽到养育的责任；当父母年纪大时，子女也没有对应的责任。这里的父母子女，指的都是生物上的伦常；然而，如果没有文化上的伦常为内涵，生物上的伦常，实质意义非常有限。
以上这三个案例，你有什么其他观点吗？
我想对越来越多的线上付费课程再说几句（之前已经表达过观点）：
投资一定有风险，而我确信，当一个人不思考，无论怎么投资自己都是赔。
那些大神或许是有过人的智慧或能力，不可否认，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有资质的差距，但拉大这种差距的正是思考的能力，
有人习惯怀疑、习惯思考，有人习惯没事就滚来滚去，多年后才想要靠着一堂课建立起自省能力、思维能力，效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比如说很多教写作的课，大多说的都是如何在标题、段落、语气上勾引人阅读下去并且传播。事实上，如果你真的追求文字技巧、故事能力，其实可以认真做一件事，列出影响你生命最重要的五本书（漫画、电影也可），然后仔细思考，为什么你喜欢这五个作品，试着写出、说出他们“到底好在哪里”。
别小看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实际上非常困难，许多人都会回答“好看就是好看啊！”、“喜欢还要有理由哦？”，当然有，就算喜欢的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大众读物，其中还是暗藏玄机；例如三国演义，灌篮高手，海贼王，这三个年代各异、主题不同的故事，对我来说其迷人之处根本是一样的。
灌篮高手的主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群不良少年想要称霸全国”，三国演义中刘备起义的过程，简单说就是“一群 8+9 想要称霸全国”，同步率百分百，无论打球或打仗，他们的主题就是燃烧一切、为了梦想。
至于海贼王，看着一个卖草鞋的小人物，一路招收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等“伙伴”，努力实践复兴汉室的“梦想”，自命正统，是为“王道”──我还以为是刘备呢！原来是路飞啊！
每个人喜欢的故事不同，即使喜欢同样的好作品，看到的“好”或许也不尽相同，所以，如果有心，每个人都可以说出存在他内心的好故事。──只有你自己相信是真的，说出来才会动人。
时间会给我们交代，不用着急。大家都希望有好结果，有时候觉得有些事无论如何都要有好结果，甚至无论如何都要有最好的结果。但是，关于结果，存在着许多不同观点。在每一个结果中都要看见它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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