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敦煌，常听人引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激励了很多人怀着“争气”的初衷走进敦煌研究。不过，陈先生似乎没有要激起爱国热情的本意。原话见他1930年6月为新会陈援庵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序言是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而写的（所以在书出版之前就在所刊发表了）。文中，那句话是借“或云”引出的，即它代表的是时人的观点，可能也是援庵先生的观点（从书名也能看出），但不是寅恪先生的观点。实际上，书的英译名为不带情绪的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李济先生（时为史语所考古主任）认为，这个译名“显然是义宁陈先生的主意”。其实，义宁陈先生所感叹的是，“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以缺材料为借口是很苍白的，如果没有“通识”，手中把玩的材料也出不了好花样。何况，敦煌本来就是带着“海味”的文明。季羡林先生说，四个自成体系的文化（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恰好都汇聚在敦煌；这样的多文化聚点，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
听敦煌新一代院长（王旭东）的讲座，有听众重提“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的问题，王老师的回答我喜欢：“敦煌在中国，我们希望敦煌学在世界，我们没有必要让敦煌去回归，因为越是世界的，越是自己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更应为这些资料担当重任，而不是让这些资料回来，不开放，让别人拿不到，没法研究……让外国人来讲中国的故事，讲敦煌的故事，你想想这个传播的力量，一定比我们去给人家讲敦煌的故事要强很多很多。所以一定是敦煌学在世界，这种狭隘的敦煌学回归了，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绝大部分学者也不同意这个观点。”
“无国界”（或超越国界）的眼光加通识，是比具体的敦煌学问更普适重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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