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全球化，许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英国有那么多人选择脱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既可以与中国竞争规则制定权，又可以引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人反对？
在民调中一直大幅度落后于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反对全民医保、屡屡触犯“政治正确”的特朗普（Donald Trump），为什么最终却赢得了总统大选？
对这些问题，尽管没有多少人回答得清楚，但对此现象的批判之声则在东西方均十分洪亮。“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等一系列负面标签，已经被舆论不假思索地贴了上去。
可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这些变化并非新鲜事。经济上的减税、放松对企业的监管，减少福利，把保护本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以此来权衡国际贸易与移民政策，重视家庭，反对堕胎，这些都是“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即所谓“右派”一贯的主流观点。“政治正确”是西方社会的左翼信条，保守主义者内心本来就不认同。
对西方右派感到陌生却不去了解，把西方左派（包含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信条误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把西方左派所认定的大魔头，比如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也当作大魔头，这是思想上的懒惰。可悲的是，在中国，无论大众舆论还是学术舆论，都体现了这种懒惰。
有一位知名学者竟然说，特朗普是一位“世界革命家”，这一判断实在离事实太远。与奥巴马（Barack Obama）相比，特朗普对世界人民的福祉可以说是漠不关心，他关心的仅仅是美国人的利益。而他的国内政策，也以促进就业、经济发展为核心，在价值观上则是明显地往更不理想主义的传统主义的方向回归。
面对正卷土重来的西方保守主义，我们首先应当了解它所反映的现实问题，而不必急于判断它的对与错。这些问题不仅是我们理解保守主义的钥匙，也是我们理解自己、思考自己未来的钥匙。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反映了美国保守主义的登台
平等主义与文明发展的活力
自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新政以来，“自由主义”在美国便成为一个特定的标签。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把奋斗目标定为争取更多一点的平等权利。事实上，用“平等主义”来指称这种政治理念更为准确，而原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则更多地被保守主义者继承。
从新政到1960年代，自由主义迅速成为社会主流，不断在社会福利制度和权利平等方面取得成果。约翰逊（Lyndon Johnson）在1964年总统竞选中提出建设“伟大社会”的政纲，宣布要在美国消灭贫困。这位总统上任后制定了宏大的战略，将消灭贫困的计划引向教育、就业、医疗、住房、收入、平权等等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巅峰时刻。
即便1960年代的美国如日中天，约翰逊的福利国家政策仍然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保守主义的反弹。这一轮反弹的结果，是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总统，实行大幅度的纠偏，保守主义从此亦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尽管如此，奥巴马和希拉里仍然不忘再次拾起这个理想。在奥巴马执政末期，社保与医保在财政开支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40%。
在平等之路上，欧洲比美国走得更远。美国的左派，在欧洲大陆充其量也只能算右派。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德国的政治光谱中属于中间偏右，但她在理念上与奥巴马较为接近，而与特朗普较远。
在左派的影响下，福利和平权制度导致西方国家的企业成本大幅度上升，中产阶级的税费负担加重，官僚制度扩大与监管措施增多，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个人自由选择的减少——这些本来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现在却愈发严重，其后果是降低了西方社会的活力。
平等主义所造成的这些问题，以及平等权利、公平环境的好处，这两个方面在西方历史上均已经有足够多的经验。但历史经验要获得人的头脑的认可，并在头脑中发挥作用，总是面临重重的困难。人在思考问题时经常无法排除种种情感因素的干扰，其中的一个重大干扰是意识形态。
平等权利之所以能变成现实，弱势群体坚持不懈地争取是关键要素，而意识形态是支撑弱势群体的社会运动的精神力量。长期的抗争与社会运动，会使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当一项平等权利得以实现时，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则已成为公认的政治正确原则。
正因如此，当约翰逊总统提出“伟大社会”的计划时，美国人已完全记不起来200多年以前在美国领土上已经有过一次福利主义的经验教训。那次试验发生于佐治亚殖民地，同样出于美好的理想、进行了精密的规划、制定了一系列精细的制度，以失败而告终。
如同所有的乌托邦计划那样，由伦敦绘制、于1732年开始实施的佐治亚乌托邦计划带来的是人的被动性和惰性，以及官僚体制的通病--烦琐、专横、腐败，而这些正是社会活力的主要杀手。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说：“他们的根本弱点是一种思想框框窒息了作为美利坚真正精神财富的自发精神和实验精神。”
同样，里根、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纠左的经验，也没有使西方左派有深刻的反思。特朗普使用了一些里根的标志性话语，比如“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称竞选活动是一场“社会运动”。这些里根主义要素虽然使特朗普在美国取得一定的成功，却遭到欧美左翼舆论的强烈批评。
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使文明发展活力所需要的进取精神与理性精神受到严重挫折。因此，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纠偏的力量，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特朗普有一些缺点，但他推行的政策说明他正走在纠左与恢复活力的轨道上。他也喊出了“让美国回到正轨”的声音，这种话语是有着明确的针对性的。不过从里根、撒切尔夫人以来的历史经验来看，形势并不乐观。人类是否有能力找到平等与活力之间的度，也仍是一个未知数。
国界的限度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天发了这样一条推文：我们会找回我们的工作，我们会找回我们的边境，我们会找回我们的财富，我们会找回我们的梦想。这条推文大体表明了他的施政目标，但事实上这“四个找回”全都碰触了西方意识形态的高压线，其中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国界限度。
欧美保守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移民问题。穆斯林移民、难民、非法移民在欧美的左翼眼里均属于弱势群体。他们认为，保障这些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是各国政府的责任。在左翼看来，人权不仅高于主权，而且高于法治。
左翼的伟大理想令人钦佩，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随着这类弱势群体的增多，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发酵、直至爆发，这对于西方文明将是比两次世界大战更大的灾难。
同时，左翼的人权与文化多元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一些落后的文化观念、延缓了其现代化进程，从而使文化融合的难度大为增加。在美国，有一位穆斯林女学者阿斯拉·诺曼尼（Asra Nomani），曾经一直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但是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她投了特朗普的票。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意识到自由主义无助于伊斯兰教的改革，而特朗普反而使她看到了希望。她说：“我们反对基督教神权制度，为什么我们不同样反对穆斯林神权专制，而是像接纳兄弟一样地去接纳它？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力根除穆斯林群体中的极端主义思想，而不是任由恐怖分子放大人们内心的伤口（woundcollection），据此制造恐怖和仇恨。”
在左翼观念的后面，有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观点：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冲突，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从人类历史来看，确实如此，但是，文明冲突的代价也极为惨烈，任何忽视这种代价是对人的价值的蔑视均是一种不负责任。我们有责任把文明之间的接触导向理性的轨道。
有人认为美国就是一个移民文化的大熔炉，美国历史证明文化多元性的好处。这种观点忽视了美国先民们在价值观上的相近性。创造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人，虽然源自于不同的国家，但他们的观念和信仰均较为接近，他们之间不存在严重的信仰冲突与价值观冲突。这使得美国的建国先驱们在激烈的政见争论中仍然能达成妥协。
美国建国以来只发生过一次内战，其他政治争议基本都能在既有的宪政框架内和平解决，其原因正在于美国公民享有共同的文化理念。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多元性，必须有一定限度。各种文化共享一些基础性的价值观，才能形成大家都愿意遵守的规则、减少恶性冲突、达成政治妥协。而对于超越了这种限度的文化，把它放在国界线之外显然比放在国界线之内好。
另一条国界线是经济上的。以自由贸易为基础和理想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达到西方曾经设想的目标，反而让大部分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产业空心化。这样的结果给西方国家提出的问题是，民族国家的经济国界是否仍然具有意义？无论如何，产业空心化至少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应当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成为可以不断被反思的对象，而不是一个不能反思的神圣事物。
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着意强调的“美国优先”论，让很多人失望，甚至愤怒。其实如果冷静想想，对于美国来说，回归到民族国家，不正是一种务实的做法吗？
“我们不寻求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更期望它能自己发光发亮成为榜样”。以这样的方式来引领世界，不正是孔子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及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事实上，即便真的有可能建立囊括全人类的世界联邦，作为联邦主体的各共和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仍然是世界联邦得以延续的前提和基础。
面对不断发生在身边的恐怖主义袭击与经济全球化导致的问题，西方保守主义的取向是在民族国家的国界线上收紧。不过，从特朗普的移民禁令的两次失利来看，其进展并不顺利。世界主义与自由贸易，均是西方根深蒂固的理想。调节民族国家与这种理想之间的矛盾，不仅需要更为高超的政治技巧，而且需要以历史经验为依据来反思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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