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高层就维护金融安全展开了第40次集体学习，并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升至“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随后，自5月2日至5月9日间，中国官媒《新华社》连续7日以专文形式刊载了7篇以金融安全为主题的述评。
以“去杠杆”之名确保金融安全成了中共高层眼中经济维稳的首要任务。
2017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IMF）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便明确对中国提出示警：“中国经济的信贷总额已处在其他经济体引发金融危机的水平，继续拖延只会使得去杠杆的过程更加艰辛”。在中共中央与IMF都对中国过高的杠杆率表示关注之际，中国经济恐将迎来一波“去杠杆”引发的剧烈震荡。
习近平关于金融安全的讲话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加杠杆”是经济增长之母在谈论“去杠杆”时便不得不谈论“加杆杠”。
简言之，所谓“加杠杆”便是举债，而“去杠杆”则是出清资产来清偿积欠债务。杠杆率意味着社会负债率。
从结构来看，中国经济的负债率是由政府、企业、居民、金融机构四个部门所组成。根据统计，截至2015年初，中国社会负债率已超过GDP总量的276%，其中企业占比达152%、政府占比达56%、居民占比为42%、金融机构则为26%。随着2016年楼市泡沫来袭，中国经济负债率进一步上升，甚至已逼近金融危机前美国所创下的370%历史纪录。也因此，“去杠杆”成为确保金融安全“不得不”的药方。
对企业或者家庭而言，所谓“去杠杆”便是出售资产还债的过程。在中国，上述两部门部门的负债率已超过GDP总量的200%。作为中国社会负债的“大头”部位，当资产开始减少时，负债也会随之下降。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共高层提出了以去化过剩产能为目标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但是，当社会上流动资金过剩，而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偏低时，“去杠杆”将难以完成。
2016年，在楼市泡沫带领下，中国的负债率不仅未下降，反而在企业、居民积极加杠杆带动下大幅上扬。
从本质上来说，2016年的楼市泡沫提高了中国社会的负债率，但更显著的结果是杠杆转移。面对实体经济低迷，中共高层开出的药方是靠消费取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也因此，居民部门取代了地方政府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不过，刺激消费的本质是鼓励居民、企业以去化储蓄甚至举债的方法来“加杠杆”。这意味杠杆并未减少，而是发生转移。在实体经济持续筑底之际，靠着转移杠杆，中国经济得以在2016年维持平稳增长。虽说消费（炒地、买楼）取代投资（僵尸企业）成为经济增长发动机，但实际情况是，居民与企业取代地方政府承担起“加杠杆”维持经济增长动能的重任。
楼市泡沫意外成为中共中央“去杠杆”的副产品
杠杆加在对的地方作为经济增长的柴薪，没有杠杆便没有经济增长。也因此，增加杠杆并无不妥之处；然而，当前中国经济之所以存在杠杆过高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加杠杆，而是杠杆加在不该加的部门。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则是“投资过剩”。当僵尸企业通过加杠杆的形式来提高产能时，增加的产能无法出现投资收益，企业也无法清偿积欠的债务。
在当前情况下，中国经济仍处在L型走势筑底阶段，要想出现反弹，中国政府亟需鼓励企业在具有增长潜能的行业扩大杠杆，并严格限制杠杆转移至负债高企的部门。
近期，从中共高层一系列对于金融安全的发言来看，“一行三会”加强对下属金融机构的监管，限制杠杆转移的态度极为明确。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正处在进退两难的位置。贸然下重手去杠杆可能引发2015年股灾式的系统失灵危机，而手劲不足则可能重蹈杠杆转移的覆辙。
经济增长脱离不开加杠杆，如何让金融资源为高产值的实体经济所用才是根本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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