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4日，100多个国家参与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发展理念以来，中国举行的一场高规格会议，目的是推介和总结“一带一路”战略。
从这次高峰论坛可以看到，“一带一路”提出至今不过4年的时间，但它的影响已经遍及沿线区域。正如习近平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所说的，“4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中国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
“一带一路”能否带来世界新秩序（图源：Reuters/VCG）
作为首个由中国提出推动的世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战略？它的背后反映了当代中国什么样的世界观？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初衷来看，世人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众所周知，201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增大，基础设施建设趋向饱和，很多产业亟需转型升级。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钢铁、水泥、建筑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去产能、去库存”等难题接踵而至。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难题，改善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是这些国家肩负的主要任务之一。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既让中国过剩产能得到合理利用，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又有助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从经济层面看，这是双赢的选择。
但如果仅仅看到 “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益，则未免太小看了中国人的国际观。因为“一带一路”在具有明显可见的战略、经济意义之外，还反映着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或者说“天下秩序”。
中华文明是一种推崇“天下秩序”的文明，所谓“天下秩序”其核心即四个字“和而不同”。积极的说如孔夫子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消极的说也如孔夫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差异，共同发展，共同维护天下和平是中华文明给世界秩序贡献的智慧。
不同于西方一神教所推崇的“普世秩序”，要用普世的“同”来消灭一切的“不同”，为达目标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中华文明即使求同，也重在反求诸己，如孔夫子所言“故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
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图源：Reuters/VCG）
中国人强调先做好自己，然后让他人自愿仰慕学习，而不是武力逼迫。天下秩序以“仁”作为其核心价值，仁政由内推及于外，由中国延伸至世界。就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世界秩序》所言：“中国并不刻意输出它的政治秩序，而是愿者上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扩张不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潜移默化。”
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如国际关系学者储殷所分析的“在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漫长互动中，除了应所在国的请求，中国极少对周边进行干预”，“在历史上，中国在周边地区所进行的战争，大多是帮助当地王室平定叛乱或者抵御其他国家的侵略”，“中国从来没有对东南亚地区做过西班牙、法国、英国殖民者所犯下的暴行，更没有如同美国一样，对东南亚地区造成过毁灭性的破坏”。
孙中山先生曾经区分了两种世界主义，一种是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即有强权但无公理（或用强权维护公理）的世界主义，一种是中国人爱好和平的世界主义，即“用固有的和平道德作基础，去形成一个大同之治”。“大同之治”是中国人的天下理想，“一带一路”正是这种理想的一种展现。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近几年念兹在兹的发展理念，其目标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也是中国“天下大同”理念的现代再现。中国的发展不能只惠及自身，也要惠及天下，这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题中之意。
当然，中华文明理想的“天下秩序”能否通过“一带一路”以更现代的形式在现代世界开花结果，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更文明的世界秩序状态，取决于“一带一路”战略能否可持续的创造共赢，以及与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进行真正的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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