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统大选即将拉开帷幕。而此次选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访问中东之时，美国在特朗普上任后力图否定“伊朗核协议”，并且与沙特、以色列等传统盟国一道力图制约伊朗，加上伊朗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叙利亚政治重建问题上的作用十分显著，使得这次伊朗总统大选尤为重要。
伊朗总统大选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伊朗总统在国家行政权力中拥有最高地位。伊朗实行的是由最高精神领袖“总揽全局”的“教法官监国”体制。伊朗“教法官监国”体制，一方面来源于近代以来伊朗所经历的独特政治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历史上什叶派政治思想与逊尼派政治思想迥异的发展历程。
伊朗现任总统鲁哈尼是本次大选的有力竞争者（图源：新华社）
在近代政治历程方面，伊朗什叶派教法官（乌莱玛）们，在二十世纪以来，一直是伊朗国内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比如在1905年的伊朗“立宪革命”进程中，伊朗的乌莱玛们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促成了伊朗什叶派伊斯兰教成为了伊朗现代国家的“国教”，进而影响到了近代以来伊朗民族身份。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前，历次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几乎都可以看到什叶派伊玛目的影子。
另一方面，“教法官监国”体制在什叶派思想史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尽管什叶派和逊尼派同属于伊斯兰教，并且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内，无论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士都或多或少的拥有独立于政治世俗权力的宗教自主权，尤其是以清真寺为核心，以慈善、教法等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的体系。
但是在对待世俗世界关系上，什叶派尤其是伊朗什叶派有着不同于逊尼派教士的、对于政治权力更多的介入。从根本上讲，什叶派信奉的“末日伊玛目回归”，尽管带有浓厚的弥赛亚色彩，但是也就暗示着什叶派教士自身的“使命感”，力图对政治权力的某种“介入”，这导致了什叶派宗教教士希望能够建立政治权力，因此“监管”世俗权力，形成了独特的“教法官监国”体制。
什叶派各级教士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等是伊斯兰教、古兰经的研习者、传授者、解释者、阐发者，是人格化的伊斯兰教。因此，伊朗的伊斯兰教士是在“末世伊玛目”仍然“隐遁”时，代为管理世俗权力。从这个角度讲，伊朗伊斯兰“教法官监国”体制，可以从很大程度上被类比为“理想国”中的“哲学王”。
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伊斯兰”元素在伊朗国内的比重不断增大。比如在行政领域，所有政府官员需要参加伊斯兰教考试，测试是否效忠国家；在立法系统，伊朗在建立了国民议会的同时，还成立了宪法监督委员会（简称“宪监会”），“使伊斯兰议会通过的决议不与伊斯兰法规和宪法相违背”。
在司法方面，伊斯兰教法成为了几乎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在1982年伊朗最高司法委员会废除了1907年以来“非伊斯兰”法律法规，使得伊斯兰教法成为了伊朗司法的唯一合法性来源。
伊朗1979年革命后国家建设，其很大程度上有两种相互“角力”的政治力量，一种是希望“回归”什叶派教士心中完美的“伊斯兰世界”，认为一切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源于人们的“无知”，因此需要更加大力的推行伊斯兰教，这也就暗示着伊朗必须更加的“独立自主”，继续大力推动伊朗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革命”，也就是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所说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
但是另一方面，面对许多现实的问题，比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档案处理、人民管理等等专业问题，伊朗和其他诸多“后革命时期”的国家一样，需要诸多专业技术干部，因此，伊朗从政治权力设置上，就体现出了“革命-专业”这样的平衡设置。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受到“专家委员会”的选举和约束，“专家委员会”成员都是学识满满的伊斯兰教士，由伊朗人民选举产生。在最高精神领袖之下，则有作为国家立法来源的“议会”和行使行政权力的“总统”和“政府”。
但是这些机构则受到了来自“宪法监督委员会”、“国家利益委员会”（负责协调宪法监督委员会和议会之间关系）以及“司法总监”（司法最高长官）的制约，而这些机构的领导人，都受到来自于最高精神领袖的直接任命（或者部分任命），也就是说，最高权力来源于人民，由最高精神领袖代表，而最后归于最高精神领袖。
作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哈梅内伊具有超然地位和权力（图源：Reuters/VCG）
最高精神领袖作为伊朗最高权力的代表和拥有者，实际上具有极大的权威。而作为伊朗国内行政权力的最高拥有者，伊朗总统则更多的具有实际的权力。一方面，伊朗总统能够在诸多具体的内政外交政策方面，给伊朗国内带来一定的变化，因此被外界视为伊朗未来政策的风向标。
比如伊朗在强硬派代表内贾德（Mahmoud Nejad）当政时期，就表现出对外强硬的态度，而在温和派鲁哈尼（Hassan Rouhani）当政时期，对外政策则力求开放。因此从外界观察角度，伊朗总统大选是窥探伊朗民心走向以及伊朗未来四年政治变动的重要风向标。
另一方面，伊朗总统大选也意味着伊朗最高权力——最高精神领袖可能的归属。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只经历了一次最高精神领袖的更替，这也就是1989年哈梅内伊（Grand Khamenei）接替霍梅尼成为最高精神领袖。
而当时哈梅内伊就是伊朗总统，因此伊朗总统的归属，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未来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有力竞争者，尤其是在当前哈梅内伊身患前列腺癌且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伊朗总统选举，也就成为了伊朗各个政治力量竞相角逐的场所。
此次伊朗总统选举，从很大程度上就是伊朗现任总统鲁哈尼与保守派候选人、伊朗著名的里扎伊玛目圣陵监护人、前司法部副部长莱西（Ebrahim Raisi）之间的对决。
鲁哈尼本人的温和派身份，已经在过去四年总统经历里，成功的给伊朗带来了“伊朗核协议”，成为了他最大的政治魅力，象征着伊朗国内大部分民众期待“开放”“发展”的愿望。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一方面，鲁哈尼在过去四年任期内，没有能够很好的推动伊朗国内政治开放，伊朗政治异见人士仍然被“监禁”，这使得不少年轻人对于鲁哈尼并不满意；另一方面，“伊朗核协议”签订之后，美国并没有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这让伊朗国内强硬派抓住了把柄，而鲁哈尼寄希望于吸引外资拉动经济的初衷也无法实现，也成为了伊朗民众诟病的议题。
莱西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本人受到的来自于伊朗保守派和强硬派的力挺，在选举前伊朗国内上述两个阵营的诸多“大佬”都已经公开表示了对于莱西的支持；另一方面莱西本人也受到哈梅内伊的信任，长期在司法界、情报界以及在宗教界任职的经历，也有利于与哈梅内伊私交的培养。
但是在民众选举中，莱西最大的问题是自己长期在司法界任职，在伊朗历史上，司法界出身的候选人，往往最终总统大选得票率都相当低，这一点是否会在莱西身上灵验，仍有待观察。
从当前看，伊朗大选中尽管有着诸多敏感议题，如伊朗对外政策、伊朗美国关系等等，其实伊朗民众最关心的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伊朗经历了多年经济制裁，国内经济发展乏力，加上国内贪腐现象严重，更是使得经济发展问题更为迫切。
当前伊朗国内失业率很高，将近30%的19-30岁青年人找不到工作，经济通胀压力仍然存在，贫富差距悬殊（莱西在第一次伊朗大选辩论中就强调了这一点），因此各个候选人如何应对伊朗经济问题，才是未来伊朗大选决胜的关键点。
（本文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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