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子女，带着“原罪”出生的他们，如何面对沉默的父母，如何接受知道真相的自己，如何看待上一代的罪恶，以及如何在与父母价值观相悖的现实世界中生存。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是纳粹集中营犹太人受害者的后裔，他是奥地利著名记者、作家。作者通过对纳粹子女的访谈，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展现，战后纳粹家庭的真实状况以及纳粹子女的内心世界。
纳粹军官和他的子女。图源网络
我还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在1959 年，我们收到了一封信，它改变了生活中的一切，绝对是一切，但一切也依然如故。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矛盾，但事情就是这样。不论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它基本上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表面上，往日的囚犯对我父亲提出了指控。可以想象，事情发生后，我们家是怎样一幅情景。但也许，以你的历史背景，你是无法想象这一切的。当时，我父亲在警察局供职。战后不久，他就得到了这份工作。他有工作，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就像任何普通家庭一样，也许还更快活些，我也说不清。至少，我不记得我有什么特别不开心的事情。法西斯主义？纳粹？迫害犹太人?所有这些从没有在我家中谈到过。
母亲过去告诉我：“战争时期，你父亲在前线作战，和别人没有两样。”我不可以就此向父亲发问，因为这会让他心情烦躁，而我也从来没问起过他。为什么要问呢？战争？那已经是十分遥远的过去了。确实，市内还有不少轰炸后留下的废墟，但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传说而已，和我没有关系。
然后，就有了那封信。我不记得它出自政府还是出自律师，我没有印象了。我始终没读过那封信。收到信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我和母亲坐在厨房里吃晚饭。我察觉到一定出了什么事。几天以来，只要我在场，他们就几乎一言不发。两人心事重重地踱来踱去，母亲甚至两眼含泪。直到今天，我还奇怪当时我为什么没有问任何问题。我看到了一切，听到了一切，却毫不在意，仍然活在女孩子的小天地里，认定如果需要我知道什么，母亲会告诉我的。父亲整日守在电话机旁，也不去上班了。每天晚上，都有人提着吓人的公文箱来家里。当时，只有一件事让我烦心，人们总是在起居室里碰头，而这样一来，我就看不成电视了。
那天晚上，我同母亲坐在厨房里吃晚饭。母亲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安娜，你已经长大了，我需要和你谈谈。”我放下汤匙，望着她，听她讲话，却听不懂她在讲些什么。她似乎总是让我感到滑稽，甚至到今天回想起来，那一晚上还透着古怪，母亲像是第一次显得犹豫不决。她开始结巴、兴奋、歇斯底里，话说得颠三倒四，不时抽噎，经常插上这样几句话：“如果有人问起你的父亲，你什么也不知道。要是他们问，你的父母怎样向你讲述战时的事情，你什么也不要告诉他们。你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不管谁问你，你什么也不知道。”随后，她试图向我解释一些事情，关于诬告、举报，一些坏人想要从我们身边将父亲夺走。我一句话也听不懂。既然我不习惯提问题，只有听从母亲的告诫，什么也不说。无论如何，我能说些什么呢？
一个小时后，父亲和他的一些朋友回到家中。他们都有些醉了，人人得意洋洋，开怀大笑，拥抱我，亲吻我，我只觉得恶心。他们要来一桶啤酒，庆祝他时来运转。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太可怕了。我不认为我可以评判父亲，更不要说谴责他。我不想谈论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或许他们恐吓他，向他施加压力。谁知道换了我，当时会做些什么呢？但为什么现在要庆祝？为什么高兴得就像家乡球队大获全胜一样？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的一个晚上，我这样讲一点儿也不夸张。今天想起来就更糟，因为我知道了父亲受审的原因。
几天之后，一切恢复正常。父亲继续上班，母亲继续操持家务，我继续上学。但我一心想要揭破他们的秘密。父母亲当然不会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只是不明白邻居、同学甚至一些老师的议论、暗示和冷嘲热讽。毕竟，我认为父亲在战时像其他人一样是个士兵，但两星期后，我知道得更清楚了一些。
今天，这些事讲起来很轻松，而且令人同情。我同我丈夫不知讲了多少回。但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毫无疑问，对我来说，就是发现了父亲曾经担任集中营守卫队的头目。他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又怎么样呢？你认为我的发现会改变什么吗？我是否应当离家出走？或匿名控告父亲和母亲多年来欺骗他们的子女？他们哺育了我，给我衣食。圣诞节时，我会看到圣诞树和礼物。我对我的孩子，或许也不过如此。父亲是杀人犯，这算怎么回事。我的生活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们也不是什么英雄。
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傻得从没听说过集中营的恐怖，天真得相信父母讲的一切。最初的震惊来自我发现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第二次震惊来自我发现了父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然，我知道曾有过集中营，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些都是老师讲的，但老师还讲童话，像《小红帽》的故事。我们在学校里读到十字军，再大些读到法国大革命，后来又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毒气室。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有谁告诉过我们，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卷了进去？或者有成千上万人死于法国大革命？是的，我记得历史老师在课堂上疾言厉色地讲述罗伯斯庇尔的暴行。但谁能相信，隔壁的面包师，或学校的英语老师，或在校门口指挥交通的警察，或发放护照的官员，通通参与过战争时期的大屠杀？这其中还有自己的父亲！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常常怀疑，我们——我和我的丈夫——是否真的与他们截然不同。在那种情形下，我们又会怎样做？这个恼人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假如我丈夫下班归来，告诉我他有机会将薪水增加一倍，甚至可能升为部门主管，但他需要有一段时间充当监狱的管理人员。那里的犯人都是些社会渣滓，这份工作值得一试，等等。我会持保留态度吗？或者我会说，他应当做他认为值得做的事？或者我会细细盘问他，或者干脆认为不关我的事？这些想法不时闪现。狼可以在一代之间驯化为羊吗？毕竟，我们有着同样的父母、同样的祖辈、同样的教师、同样的牧师。
今天，我只为我的小家生活。我爱我的女儿。她们一个八岁，一个十岁。她们是茫茫人海中我第一次真正爱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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