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订，西藏和平解放，重新回归中国政府的统治。
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协议上签字（图源：VCG）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共不仅是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将西藏重新纳入中国政府的统治下。1959年，西藏施行了许久的农奴制也被废除了，百万农奴重新变成了人。
1959年以前，西藏实行的是延续了千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
今天流亡在印度的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一直在为西藏农奴制作辩解，他称“旧西藏的制度是比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观念，与中国和印度及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相比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好多了……”
然而欧洲中世纪早已经结束了几个世纪，西藏自13世纪以领主庄园制替代自耕农后，直到1959年仍在继续着农奴制，当时的历史事实和档案文物都揭示出旧西藏的落后、黑暗、野蛮。
据17世纪清朝统计，当时西藏实有耕地300多万克（15克相当于1公顷），其中官家占30.9%，贵族占29.6%，寺庙和上层僧侣占39.5%。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
然而超过西藏人口90%的农奴是没有土地的。
这些农奴可划分为富裕农奴、中等农奴、贫苦农奴等阶层。其中“差巴”和“堆穷”是农奴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
“差巴”意为支差者，占农奴的60%-70%，是领种地方政府的差地为地方政府和所属农奴主支差的人，地位高于“堆穷”。
“堆穷”意为小户，约占农奴的30%-40%，主要指耕种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分给的少量份地，并为其支差的农奴。在阶级分化中“差巴”可下降为“堆穷”，“堆穷”也可上升为“差巴”，“差巴”和“堆穷”破产后还会下降为“朗生”。
“朗生”占西藏人口5%，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1957年，在农忙时季，金龙庄园的农奴特别辛苦，他们从黎明即开始劳动，直到深夜，很晚才得到一餐粗砺的食物（图源：VCG）
一些西方学者，如汤姆·戈伦夫（A. Tom Grunfeld）认为，1950年代有关西藏“农奴”的数量根本没有可靠的文件记载，过去的西藏并没有详细的记录，仅有的资料多遭到人为破坏。1959年后，相关“农奴”资料又被中共拿来证明镇压西藏有理，只能反映北京观点，与西藏史无关。
戈伦夫估计西藏当时约有六成的“农奴”人口，而非中共宣称的95%人口都是“农奴”，若细看这六成人口里约有一半都属于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只是以劳力向政府、寺院、贵族付税，再加上如康省和安多等省份的农民根本没有主人，藏东农民也不肯让藏中贵族在藏东施行同样制度，因此，这类主题缺乏可靠资料，其经济复杂程度也无法笼统探讨。
罗伯·巴聂特（Robert Barnett ）认为，这个制度虽以农奴为基础，但不一定属于封建制度，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过去的领主对他们的农奴施加酷刑，但所谓“农奴制”却不可避免的与人身虐待连结在一起。
亲中国的美国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认为，这些人为讨生活而被土地所束缚，也必须对地主尽一定的义务，因此可被描述成“农奴”。但他反对将“农奴”自动与“酷刑”连在一起。
不过曾经到过西藏的人给出了相反的意见。
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在《闯入世界屋脊的人》一书中记述了这些亲历者的见闻：
“像发生在这块与众不同的土地上的其他事物一样，惩罚也是十分严酷的。切断手足，包括挖眼都是惩罚各种罪犯所采用的方式。……虽然很少执行死刑（佛教禁止杀生），但是把犯人推下山崖或把犯人缝进口袋扔进河里则是屡见不鲜的。另一种惩罚只能由达赖喇嘛来执行，那就是宣布一个人的灵魂不能再生。这就意味着他只能在地狱的边缘徘徊。宣布的同时，也宣判死刑”。
英国藏学家查尔斯·贝尔(Sir Charles Alfred Bell）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
“西藏的刑法是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杀人犯和惯偷惯盗，则使用铁质脚镣。对很严重的罪或屡次犯罪，诸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罪等，则要剁手（齐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来，给扔进河里”。
随同英军入侵西藏的《每日邮报》记者埃德蒙·坎德勒(Edwund Candler)在《拉萨真面目》一书中指出：
“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法维持他们的影响并使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的手中。……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我敢说，在世界历史上顽固和黑暗如此突然地暴露在科学的面前是没有先例的”。
这些资料众多，不再一一赘述。
一项1940年对藏东地区的调查更能说明问题：“38%的家庭从来没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又是不得不吃和牛骨头一起煮的、与燕麦面或豆面搀和在一起的野草。”
或许中国在宣传上对西藏农奴制度的残暴有些夸大，然而种种资料显示，西藏从来不是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说农奴制度是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毫不为过。只有在西藏解放后，百万农奴才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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