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身为同志的台湾大学法国籍讲师毕安生跳楼自尽，让一度消音的同婚法案争议再次跃上台面，促成24日大法官解释禁止同婚违宪，两年若未修法完成，自动生效。这固然让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的国家，但这“亚洲人权灯塔”光环如何持久，还待内外环境的考验。
毕安生与已故台湾男友曾敬超相守35年，在台长期讲学、创作艺术。前年曾敬超癌逝，曾敬超的家人涉嫌将曾留给毕安生的遗产纳为所有，毕安生在挚爱过世、现实环境又无助的情况下轻生。综观同志史，像毕安生案这样因法律对同志权益保障不足造成憾事者，不胜枚举且件件伤心，没能列在史上或与婚姻无关、但涉歧视者，更是一片黑暗大陆。
因此，大法官以国家高度声明保障同性婚姻权益，具有画时代的人权意义；除了实质的权益问题，更代表国家公开承认看见同志，在公共性层次上肯认同志身分。
然而在公共性与法律层次承认同志与异性恋享有同等权益，其实只是第一步。放眼全球同婚已合法的23个国家，同志之路并非就从此光明无忧。不论是近年才合法的法国，或逐步合法的美国各州，都不时传出反同人士抗议、同志遭歧视辱骂甚至殴打等事件。这显示在公共法律之外，人心所归仍是同志权益关键保障。
基于此，同志在大胜气氛外，得提醒客观现实上，仍有民众不支持同志婚权，不宜过分扩大“胜骄败辱”的气氛。反同婚人士也不妨平心静气下来，观察同婚通过后，世界并未从此变调：孩子不用称父母“双亲一、双亲二”，同婚祖先的后人也无须忧心牌位该写“考考”或“妣妣”，同性婚更不会演变成人兽婚。
若看得更长远，各界更应体会同志像异性恋一样，也会有婚姻问题、家庭纠纷、教养困扰，不须一发现未来同志家庭有何问题，就放大检视。唯有将同性恋和异性恋放在同一水平，无所差别地看待，才是真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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