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历史性时刻，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无异于一枚“深水炸弹”，不仅在台湾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因为引领了整个亚洲的同志运动风潮之先，也迅速受到更大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
事实上，世界世界同性平权运动发展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同性群体的社会决断日益增加，成为一种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社会力量。就此，采访了中国性学专家李银河。在她看来，此次台湾同志平权运动的胜利对世界和中国大陆都意义重大。
很多人相信，同性恋平权运动是少数族群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政治运动
同性恋与同性婚姻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倾向于一种性选择的自由，后者体现为一种法律诉求，但是人们在谈论、书写同性话题时往往把两者混淆，认为不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就没有同性恋的自由，请问你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两者之间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李银河：同性恋是社会上少数人的性倾向。从一般统计看，他们占世界总人口的4%，同性婚姻是说这些同性恋者结婚，是讲他们的结婚权利。就像这次台湾政府批准，以后台湾的同性恋可以结婚了。
认为同性婚姻不合法化就表明同性恋受打压是不对的。因为同性婚姻只是同性恋各种权利的一部分，只是其中的一项，就是有结婚的权力。同性恋在工作、生活中不应当受歧视，都与婚姻没有关系，同性恋权利是整体。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在中国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是改善同性恋处境的一个捷径。因为老百姓还是很相信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如果同性婚姻都合法了，对同性恋所有歧视的、暧昧的、错误的看法，就有利于被矫正过来。
台湾向来是亚洲，尤其是华人社会各种社会运动的开创者，自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左转的政治倾向极其激进，同志平权运动可视为其表现之一。那么此次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实现，与这种左转的政治倾向有多大关联？台湾能够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地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银河：我觉得这个和台湾很长时间以来争取同性恋权利的运动比较广泛、深入、持久有关。我们接触过很多台湾研究者，比如说何春蕤。我们到台湾中央大学去参加性别研究所的研讨会，有时候他们也会到大陆来参加我们组织的会议。我觉得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他们研究室出了很多种杂志，那只是台湾同性恋研究的一小部分，其他的大学还有很多。
像他们经常举办的同性恋文化节，我记得马英九在任时，又一次还去给同性恋文化节剪彩，还有跟他们一起上街游行，这都是台湾能够在亚洲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原因，他们有关同志平权的理念被推动和普及了很长时间。
在台湾同志运动取得成功的同时，台湾的一些社会团体，如“幸福盟”、“安定力量”也组织了约百人进行抗议活动，这有引发社会撕裂的隐患，对此你怎么看？
李银河：其实言论自由就是各种意见都可以表达，但是每个人会选择自己的立场。不应该把反对的群体赶走、抓起来或是把反对的标语撕掉。
但是一个同性恋和一个异性恋结婚会幸福吗，这涉及到几千万同妻的问题，我参加过一些活动，同妻都是抱头痛哭，太痛苦了，为什么要让她们这么痛苦呢？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在情感模式、亲密关系、性生活和谐与否等问题上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一些人就是态度太保守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现代的思维，还是古代的，传统的思维。有些想法也很愚昧，认为都不生育了，中华民族不就灭种了吗？问题在于同性群体只占4%，4%的人不生育怎么就亡国灭种了？在这个问题上，好多专家我认为都是非理性的，如果理性地考虑同性恋的性倾向，就不会有那么激烈的对立。
为同性婚姻单独立法是否比直接修改现有民法更适合一点？
李银河：我觉得两者效果差不太多，该反对的还是会反对，不管你用哪种方式。
同性群体所进行的社会运动，从兴起、发展和目标实现来看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该社会运动的终极目标是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吗，还是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李银河：同性恋解放运动，一般认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爆发的。每年的6月29日，都会有全世界各大城市，包括上海的“同性恋自豪日”的游行。就是为了纪念1969年纽约的“石墙暴动”。
彩虹旗在现代社会已演变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图腾
该事件被视为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始，然后各国跟进、普及。其运动的目标就是争取平权，同性恋作为一个少数族群不应当受到歧视，应该有和异性恋同等的权利，包括结婚的权利。
在去年，经过LGBT团体的努力和游说，联合国的反歧视公约里面加入了反对性倾向歧视，这就等于是全世界的一个共识，同性恋解放运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反歧视。
他们在很多地方还在争取领养孩子的权利，有些国家允许同性恋结婚，但不许领养孩子，认为会影响孩子的成长，所以他们要争取这个权利。
你怎么看待同性家庭对其子女的影响？特别是孩子的心智发育方面。
李银河：我看到过一个调查，关于同性婚姻家庭的子女和异性恋家庭子女在各方面发展包括心智、性格等的比较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没有显著差别。
同性家庭的子女对同性恋的认受程度是否会更高？
李银河：这个方面我没看到过什么统计资料。我觉得这些孩子对同性恋的接纳度和宽容程度要比异性恋家庭更高，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至于他们本人会不会成为同性恋，这个我没有看到相关资料来说明同性家庭的孩子成为同性恋的概率高还是低。
据我们和同性恋群体的接触、交流发现，使他们不被社会接受的最大因素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即传宗接代的责任。还有就是同性性行为被视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再有就是与宗教信仰、教义相悖。你如何看待这些困境？
李银河：首先，生育问题在中国是同性恋受歧视的一个最最主要的原因。这在西方并不明显，中国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特别看重生殖和传宗接代的，太看重了，所以同性恋不能生育就会受到歧视，说它违反自然。
第二，同性性交是比较容易传播艾滋病的一个渠道，最早在西方男同性恋社群爆发，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传播得很厉害。中国的情况倒是不一样，中国在1986年出现第一例艾滋病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并不是同性性行为，而是静脉吸毒，它占比约70%。当时同性性行为在整个艾滋病传播渠道中占约0。6%，非常少。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2010年时占到5%了，群内感染率5%。最近因为静脉吸毒和输血传染被遏制下去以后，性传播已经占到了94%，其中男男性行为占到25%了，增加得非常厉害。
第三，与宗教信仰相悖，这点在中国体现得比较弱，在西方因为基督教是反对同性恋的，在历史上有过死刑，很多国家将其视为非法。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同性恋视为非法，也没有任何的宗教教义反对同性恋，这是中国和西方不同的。
有种声音说，同志运动、同性婚姻会产生颠覆现存社会性别秩序的效果，也会导致其他社会秩序的瓦解，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李银河：从现实对同性恋的研究、对同性恋运动的研究来看，好像并没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并没有说同性恋一解放社会秩序就都没有了，好像并没有这种效果。
其实马尔库塞（西方性革命精神领袖）说过，“同性恋是一个伟大的拒绝”，就是说对生育秩序的伟大拒绝。为什么70年代会发生性解放运动，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性的唯一正当理由生育，就是说人类要繁衍不得不有性，基督教是反性和禁欲的。
他们有一个想法，在上帝造人的时候，如果能不通过性的繁衍就太好了，关于这点尼采也有很多论述，他认为人类的很多活动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等都是零和游戏，唯有性是一个双赢的事情，就是双方都高兴，可基督教认为这个事情非常的糟糕。
马尔库塞认为同性恋的性是对生殖、生育目的的一个伟大拒绝，就是性完全可以不为生育，因为同性的性交除了快感、快乐之外没法实现生育。所以性之目的的改变是同性恋带来的，就是说性可以完完全全为了快乐，不为生育。
在这个意义上有点颠覆的意味，它颠覆了性的目的，但它并没有颠覆社会秩序，其他的社会结构都没有颠覆。
还有人认为因为，同志运动这种影响社会秩序的能力，为世界各国左派所重视，那么为何同志运动在中国大陆没有发展起来？中国大陆语境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出路何在？
李银河：中国在性方面是很保守的，很多涉性的法律都是最严苛的，比如说聚众淫乱罪，除了朝鲜，这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基本没有。
中国是在性的问题上一向是最强硬的，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左派国家，而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非常压抑性的国家。
中国在联合国反性向歧视的投票中投的是弃权票，在整个同性恋和性的问题上都是非常保守的。虽然民众私下的性活动是挺泛滥的，比如一夜情、一夜炮之类，但在法律层面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压抑的。
我觉得中国对同性恋的压抑并不完全是针对同性恋的，以为中国的古代性文化对同性恋没有什么太多的负面看法，中国是整个的反性，就是类似清教精神倡导的反性禁欲，提倡不要嫖妓，不要有婚前性行为，要守贞等。
中国大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前景还是有的，只是早晚的问题。因为这是世界潮流，而且在中国古代的性文化还没有像西方那么地反对同性恋。
过去我们还有一些推诿，称西方能够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因为文化、习俗、人种不同，但是现在台湾实现了，这怎么解释。
两岸同文同种，这对大陆而言很重要，就是说一个华人的文化社会，也是可以接受同性婚姻的，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点上台湾作出了榜样。所以我觉得大陆在今后还是有可能的，要进一步的传播反歧视的话语，降低歧视的态度。
其实这些年中国人进步很大，原来同性恋完全是在水下的，近些年应该说已经逐渐浮出水面了，慢慢进入社会视野，他们在媒体上也很活跃。而且从2011年，中国的官方传媒开始正面报道那年上海同性恋自豪日的游行。
现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都开始来讨论同性恋话题了，这又是一个进步。
根据我的调查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是相当宽容的，比中国政府宽容。我做过一个抽样调查，在好多指标上中国超过其他国家，比如在同性恋和异性恋应不应该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的问题上，有91%的人认为应当有，而同一个指标在香港才86%，在美国的一次调查中也是86%，可见中国公众在某些指标上对同性恋的宽容度，还要超过美国。
我觉得是中国政府有点太保守了，可以把步子迈得再大一点。相信不久的将来，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大陆也会跟进的。
那么现在来说，大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最大阻碍是什么？
李银河：我觉得是少数族群的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完善。在人大代表中，同性恋没有代表，相比于设计医疗、保险等民生问题的提案，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总是要排到后面，总是排不上队。
因为这一群体只占总人口的4%，他们希望结婚的诉求和大多数人无关，所以他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来，不畅通，我觉得是这个问题。
同志运动在今天已经是各国左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你如何看待，左派一方面宣扬女权、同志平权，一方面又以“平等”，“多元文明”的大旗纵容最排斥女权，最打压同性恋权利的穆斯林？
李银河：可能西方左派还是从保护少数族群、弱势群体的角度出发，要为他们发声，这里面就包括同性群体、妇女和少数族裔，我觉得这个逻辑还是自洽的。
作为西方社会中少数族裔的穆斯林，他们的教义中有你提到的内容，这也许是被西方左派忽略的，其实按照他们的立场，应该反对这样的教义。
但我觉得，西方左派可能是选择穆斯林的一个主要的身份，就是少数族裔的身份来进行考量。其实西方左派也不会去支持伊斯兰国的教义，在国家的层面上，它不是少数族裔，不存在支持的说法。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