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乔木认识张闻天是1937年7月到延安以后。在这以前，胡乔木只是从20年代的文学出版物，主要是沈雁冰接办的《小说月报》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中看过张闻天的创作和译作，知道他是一位作家。30年代参加革命以后，胡乔木才知道张闻天就是常在党中央的刊物《红旗》上发表文章的“洛甫”，但不知道他的其他笔名，不知道以“刘梦云”之名公开发表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批驳托派文章的作者也是张闻天。到延安以后，除经常读张闻天在当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的许多论文以外，胡乔木还读了张闻天编著而未署名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史》。这部书在很长时间内是延安各学校和机关工作人员所使用的重要教材。
胡乔木同张闻天第一次发生工作上的接触，是1938年上半年胡乔木担任陕西安吴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副主任时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青训班主任冯文彬不在安吴。班里有一个名叫陈珍雄的广东青年，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在青训班学员中宣传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被同志告发。除陈珍雄外，还有一两个和他观点相同的人在共同活动。那时正是康生回国后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派匪帮》一文不久。胡乔木和当时也在青训班担任负责工作的张琴秋等商量，决定先对陈珍雄进行批斗，然后把他和其他宣传托派的人逮捕起来，送延安处理。正在这时，冯文彬回来了，不久他就接到张闻天发来的一份电报。大意说，由于“西安事变”时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青训班得以办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正想用种种办法取缔青训班，现在并非政权机关的青训班竟然逮捕人，这正好给国民党一个借口，因此必须坚决纠正这个错误，立即把人释放。陈珍雄等经过统一战线关系转送到长安县，那里的县长是一位党的同情分子，于是人交由长安县政府释放。这件事给年轻的胡乔木以很大的教育，使他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幼稚。
1938年8月，胡乔木离开安吴回到延安，参加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实际是党所领导的全国青年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次会后成立了中央青委，胡乔木担任青委的宣传部部长。那时张闻天主持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每星期主持召集一次宣传工作会议，胡乔木也参加。这样，1939～1940年，胡乔木跟张闻天的接触就多了起来。这期间，张闻天给了中央青委的宣传工作许多帮助。胡乔木那时办了个32开本的小刊物，叫《中国青年》。对这个刊物应该办成青年群众性的刊物还是党的青年工作的刊物，胡乔木曾经写信向张闻天请示。不久，张闻天就复信，指出《中国青年》既是党的青年工作的刊物，又是青年群众的刊物，不应该把这两者对立起来；青年群众的立场，也就是党的青年工作的立场，不必回避这个刊物是党的刊物，把它尽量办得适合青年的、群众的口味就行了。
二
1941年，胡乔木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其秘书。他仍然经常去找张闻天商量事情，请教问题。
就在这年秋季，张闻天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召集人和中央宣传部部长。紧接着，整风运动开始。张闻天作为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左”倾错误时期中央的负责人之一，做了非常诚恳而彻底的自我批评。尽管这样，他还是受到了一些过头的批判，以至于他在遵义会议前后所做的重要贡献也被抹杀。
1944年张闻天离开中央主要领导岗位，负责政治研究工作，住到枣园，胡乔木得以和他朝夕相处。两个人知识涉猎都很广，英文也好，坐到一块可以上下古今、海阔天空地纵意而谈。胡乔木虚心好学，得知张闻天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担任党中央领导工作期间的耳闻目睹写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就借去认真阅看，并认为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多少年后还说党内有些事自己首先是从这里了解到的。“四人帮”倒台后，胡乔木曾向张闻天夫人刘英探询，还想找来查看。得知这件极其珍贵的文献已经下落不明，很可能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紧急情况下被管材料的同志不得已烧掉时，胡乔木感到十分惋惜，认为这实在是一个极其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在这次历时11个月的中央全会期间，最耗精力的要算是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张闻天和毛泽东
起草决议是七中全会为准备七大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最早的决议草案稿由任弼时写成。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责成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修改。胡乔木在任弼时稿子的基础上，重新起草了一个稿子。比较起来，胡的稿子篇幅已大大压缩，突出地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中央指定张闻天在此基础上加以修改和补充。张闻天参与党内许多重大事件，熟悉党的历史，思维清晰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经他修改后，稿子的质量大大提高。1945年春天，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前后做了七次修改最终定稿。
参加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应当说是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以后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为胡乔木奠定在中共理论界的地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晚年的胡乔木，曾不止一次深情细致地回忆这一重要经历，对张闻天在决议的起草中做的大量工作，以及对自己的大力帮助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和感激。
三
解放战争时期，张闻天在东北，胡乔木随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先后转战陕北和河北，两人没有了工作接触。1950年，张闻天奉调回京，准备担任我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因当时的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拒绝恢复我国席位而未能成行。1951年，张闻天赴莫斯科担任我国驻苏联大使。1954年，胡乔木曾去莫斯科治病，在我驻苏联大使馆见到张闻天，并得到张闻天的关心和照顾。
1955年初，张闻天奉调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1959年7、 8月间，召开了庐山会议。在庐山，张闻天曾有几次到胡乔木的住处小坐。他们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比较接近，都主张认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便彻底纠正“左”的错误。
胡乔木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消息比较灵通，在得知庐山会议的政治风向要转变时，为保护张闻天，特意给张打电话，关照他在会上做长篇发言时， “少讲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这在当时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然而，张闻天不顾胡乔木这一重要提醒，仍然做了长达三小时的批“左”发言。结果张闻天遭到了狂风暴雨式的批判，说他陷进“军事俱乐部”里去了，其实他同彭德怀并没有什么特别密切的来往。
庐山会议以后，张闻天一直遭受不公正的批判，被降职分配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任特约研究员。此后，胡乔木和他没有了来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人更是音讯隔绝。“文革”期间，张闻天坚持原则，坚决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斗争，受尽迫害，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含冤病逝。可直到毛泽东逝世以后，胡乔木在医院见到来京参加悼念活动的刘英，问起张闻天的近况，才知道张闻天已经含冤去世。胡乔木听了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因为那时“四人帮”还控制舆论，张闻天逝世后，只在江苏省《新华日报》最不显眼的位置上登了一则几十个字的消息，中央报纸一概缄默。听到这个消息，胡乔木感到无限悲痛。
“文革”期间，张闻天曾不顾个人安危，在受到监管的情况下，秘密写作了许多论社会主义的文稿。在这些文稿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曲折历史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了“左”倾错误，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文革”结束不久，王震同志就把张闻天的这些手稿交给胡乔木研究。胡乔木对这些探讨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文稿非常重视，认为文稿方向正确并有许多创见，充分表现了张闻天可贵的理论勇气和不迷信、不迎合、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唯物主义精神。
此后，凭借对张闻天的深刻了解，胡乔木为恢复张闻天的名誉和地位做了许多切实工作。1979年8月中央为张闻天举行追悼大会时，《人民日报》发表的张闻天论述社会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关系和论述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的两篇文章就是由胡乔木指导整理的。追悼会后，中央决定编辑出版《张闻天选集》。胡乔木对此非常关心，对要收入选集的几篇文章还专门做了鉴定。在编辑《遵义会议文献》时，他特地从中央档案馆调阅了张闻天1943年写的几万字的整风笔记，从中选出《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一篇，编入这本有纪念意义的文集。张闻天诞辰85周年时，胡乔木不顾自己眼疾严重，在医院里坚持写好一篇怀念文章，回忆了他在同张闻天的交往中获得的教益，对张闻天做了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价，特别赞扬张闻天“敢于独立思想，敢于独立地系统地提出和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认为这正是张闻天“品质高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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