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曾因拒绝担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职务被禁的前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主教，在2017年复活节与闽东教区的詹思禄主教共祭弥撒，其中的深意值得玩味。
2012年7月7日，马达钦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导下被祝圣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但梵蒂冈方面仅承认马达钦主教为辅理主教（助理主教可直接接任正权主教，而辅理主教则不能直接接任）。在祝圣礼中，马达钦主教表示自己是上海教区的辅理主教，并将不再担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任何职务。此后，马达钦主教便居于上海佘山修院度“隐修生活”，未再行使主教权柄，亦未主祭弥撒。
位于上海佘山的天主教堂(图源：Reuters/VCG)
由于马达钦主教的“隐修”，2013年4月27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承认上海教区正权主教金鲁贤主教（梵蒂冈认可其为助理主教）去世后，上海教区一直无神职人员行使主教权柄。上海教区历来是中国天主教最主要的几个教区之一，教区主教空缺已达五年之久，并不利于教区管理。
特别是在中国官方看来，上海教区则异于中国其他教区，地位十分特殊。中共建政时的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后被梵蒂冈任命为司铎级枢机主教），因为拒绝当时中国官方的“自传、自养、自办”的总体原则，而被定为“反革命”。同时，与龚品梅一起被定为“反革命”的还有后来担任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主教团主席的范忠良和后来被官方认可的上海教区正权主教金鲁贤。因此，上海教区需要主教对教区的事物进行管理。
解决上海主教一般会有三种方法：其一是空降一位主教；其二是由其他教区主教代为管理；其三则是由上海的神父中产生一位新主教。
此次，马达钦主教的公开活动，说明中国官方已经在着力解决上海的主教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闽东教区参与弥撒时，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詹思禄主教介绍马达钦主教的神父是“上海教区主教”，其中可能意味着马达钦将会出任上海教区主教，行使主教权柄。
2012年马达钦主教因为明确表态拒绝担任爱国会职务，而成为中国宗教界的敏感人物，而今天的公开活动实际已为马达钦主教的“脱敏”。
马达钦主教此前曾表示支持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教内的一些人士解读为“放弃立场”，其中亦有天主教说这是“爱国会得胜”，意指梵蒂冈与中国官方关于主教任命谈判中的失败。其实不然。此前，多方证实，中国与梵蒂冈已经就主教任免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笔者认为，主教任免问题是中梵关系的核心问题，其涉及两个层面：其一即未来主教的任免由谁主导；其二则为中国天主教的现任主教合法性问题。
单就第二个层面来说，马达钦主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因为，马达钦主教当时表态已经受到了梵蒂冈教廷的关注，双方谈判中一定会有所涉及。而马达钦主教五年的“隐修”生活并未使其改变对抗爱国会的立场，在中梵双方达成相关协议后，马达钦恢复了正常的活动，则从侧面反映了中梵关系的现状，马达钦主教的“复活”有中国官方的宗教宽容，或许也有梵蒂冈方面的工作。
教宗方济各具有极高的国际威望(图源：Reuters/VCG)
回顾之前已有的关于中梵建交在即的传言，恐怕也非空穴来风。现任教宗方济各（Papa Franciscus）是阿根廷人，深受解放神学（一个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神学流派）影响，与其前任本笃十六世（Papa Emeritus Benedictus XVI）和若望·保禄二世（Sanctus Papa Ioannes Paulus II Magnus）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明显不同。他在《福音的喜乐》中表示资本主义是“杀人”的制度，流露出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
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委托赴梵蒂冈的谈判团体赠送教宗方济各礼物，则说明了中梵双方关系缓和已经是既定事实。但中梵双方建交，可能还有一段不小距离。
从现实的角度看，主教任免问题虽然是中梵关系的最重要的问题，但除此之外的问题依然不少。因为根据罗马天主教会的制度，全世界范围内的天主教会被分为不同教省管理，而划分教省则在中国官方看来亦属于敏感问题。
教宗庇护十一世（Papa PIUS XI）时曾将满洲国作为独立教省进行管理，这在中国官方看来则属于明确的主张中国分裂的政治倾向。
在今天中国政治现实情况下，台湾天主教会的归属问题则属于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若将台湾的教区划归中国大陆教省进行管理，恐怕会受到现实阻碍，也可能会引起台湾教友的不满，这是教廷不愿意看到的。但若将台湾作为独立教省，中国大陆官方恐怕也不会允许。
因此，关于马达钦主教的“复活”，可能释放出中梵关系回暖的信号，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可能也会拥有更大的空间，但是对于中梵建交的前景，受现实情况影响，依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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