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股灾以来，“监管”成资本市场热搜词和高频词。“要加强中国金融监管”等观点已成为当下的共识。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却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放松监管。中国监管走向何方？放松还是收紧，如何监管才能保护他们的最大利益？资本和产品市场或有不同选择。
近日，上海财经大学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议题研讨会上，来自哥伦比亚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做了题为“微观视角的反思：监管与公司治理”的报告。中国不同学派的专家及学者对此进行了点评，并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第三家思想中国论坛嘉宾：右起依次为徐成钢、钱颖一、黄海洲、冯根福、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田国强。
报告指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性威胁。分散的所有权将削弱大公司的经营效率，破环权责关系。并重点讨论了长期以来被誉为典型的“孤寡股”的受监管的美国电力公司的案例。
帕特里克•博尔顿认为，股权分散取决于公司如何受到监管。简而言之，旨在降低经营风险的监管立法。如电力公司回报率监管，不能为小股东提供充分的保障。只有当监管也能够帮助降低财务风险，特别是并购风险，才能真正实现股权分散。
他特别选取了具备代表性的美国电力行业进行研究，发现美国在1992年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监管，而不是资本市场的监管之后，出现公司股权越来越集中的现象。此外，政府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监管还会对成本效率、价格、金融风险及消费者活力产生影响。
一直以来，帕特里克•博尔顿的研究兴趣都集中在契约理论、公司金融中的合约问题和产业组织方面，具体涉及企业的最优债务结构、公司治理、企业最优所有制结构等。“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第一代产权和企业组织的创始人对国的微观经济学领域影响很大。”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回忆，“而帕特里克•博尔顿和埃里克·马斯金、本特·霍姆斯特朗等经济学家都属于第二代产权和企业组织的研究者。
现在中国对产业组织、微观金融、公司治理、转轨经济、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也深受这些第二代研究者所著理论的影响。”“博尔顿与哈特、米尔格罗姆，马斯金、霍姆斯特朗、默尔等经济学家一样，都是最顶尖的微观经济学家。他们中已有三位已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剩下的在未来也都有可能会获奖。”钱颖一评价。
钱颖一指出，经济学理论研究可以‘以小窥大’，从对电力行业监管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管制对未来市场动态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例如，创新的影响是什么。“由此可见，在微观经济学中，即使讨论一个具体行业，也可以不仅有深度，也有宽度。”钱颖一说。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治理从本质上讲是制度、机制的设计，是游戏规则（rule of game）的问题，无论是国家治理、产业治理，还是公司治理，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离不开制度信息有效性、激励相容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基本指标的衡量。
他认为，放松管制有得有失，对于减少成本、降低价格、提高所有权的集中度有好的方面，但也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上升，对消费者福利没有显著影响，从而综合效应看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不见得有好处。这些结论和现有经济学基本理论没有什么不一致，在行业有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市场弄不好会失灵，从而需要一定的政府规制，如果没有规制可能导致问题。
在美国对有规模经济和市场已有相当自由的情况下，再进一步放松规制不见得是好事，但是对中国不一样的，在中国政府的干预已经这么多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再让政府进一步规制就大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情境不一样，正好相反。
接下来，对中国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他对治理的反思和发展的我谈了三点看法∶第一是治理的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或所谓游戏规则的恰当设计，第二是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第三，我们的改革及其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
谈到中国问题，田国强认为，若既要提高市场效率又要勃发创新能力离不开进一步改革，“但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改革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因此，其理论指导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当今的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田国强最后说，“理论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冯根福认为，十八大以后我国国企治理和监管取得了一些进展，进一步强化了对国企主要领导的约束和监管，有效遏制了少数国企领导的腐败行为。但是，针对管理＂越位”现象突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问题，还需要制度完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探索和解决，改革之路还很漫长。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发生的电力产业去监管化现象，认为大量分散的企业所有权对于金融监管本身是一个补充品，而非是替代品。对于正常能够起作用的金融市场而言，法治是基石。监管的定位必须是补充和完善法治系统的工具，不能取代法治的主体地位。监管者必须是的独立的。这样才能成为公正的执法补充机制。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认为，金融完全市场化不可行，他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法制的重要性，认为在金融市场中监管和法规法治之间不能相互取代，必须共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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