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大学

一

食色性也，好逸恶劳，人之常情。学而优则仕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特别是底层寒士的人生梦想，也是古代小说、戏曲热衷表现的题材。宋真宗《劝学诗》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自隋唐建立科举取仕，至清代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清廷诏准次年停止科举考试后，新式学堂渐渐建立普及。不过，升官发财依然是许多学子的人生目标，即便是在戊戌变法中诞生的京师大学堂，以及从仕学馆、师范馆衍生的北大、师大也是如此。蔡元培1917年1月入掌北京大学，其就职演说即明确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家父只是高小毕业，但聪明好学，有过高考、大学梦。当年曾经自带干粮，去县城读过半个月初中。无奈祖父有病早逝，家庭负担重，被迫退学，早早工作。街邻、玩伴们则多有考学高就的，如街北汪姓大姑夫妇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小他一两岁的表弟、宋某分别读了徐州师院、北京大学。工作出差时，顺路去过哈军工、北大、南大等许多高校。到了我读小学时，家里还留存着旧中国的物理、数学，新中国的生物、历史等大学教科书，以及文革时期出版的《红旗》、《朝霞》、《北京大学学报》、《学习与批判》等刊物，他的意识深处或许一直还梦想着大学。

改革开放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大学升级，学生扩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了曾经高不可攀的大学，大学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诸如校长任免、教授下海、学术打假、学校排行榜，学生退学、征婚、出国、失业，以及“笑长”、“叫兽”、精致的利己主义等等。还有许多人因家境、考试等原因，过早地失学就业。通过小说、影视、回忆录或者传闻等方式，还是观察大学、了解大学的一种途径。然而，小说等艺术形式不是纪实或录像，只是创作或幻想。阅读小说或观看影视，想对国内大学有一个真切完整的了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二

在反映大学生活的中文长篇小说中，《人啊人》不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却是触动心灵的第一部。此前，翻过关于大学的一些小说，但印象之深似乎还赶不上文革后期拍摄的电影《决裂》，比如讲授“马尾巴的功能”的老教授，凭一手老茧而上大学的年轻人，热诚执行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龙校长，南方的那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据说影射了江西农业大学。

初读戴厚英1980年出版的《人啊人》时，它和张洁1981年出版的《沉重的翅膀》等小说还属于政治上的敏感作品。这部1980年等待《诗人之死》出版过程中两月急就的小说，记述了几位大学生、大学教师在文革前后的生活经历，反映了人为的“阶级斗争”对人的心灵的深创巨通和精神畸变。戴厚英在后记中有段话：终于，我认识到，我一直在以喜剧的形式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一个已经被剥夺了思想自由却自以为是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的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去炫耀的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人。

严格来说，《人啊人》只不过以大学为背景，诉说作者对人、人生的理解和对人道主义的呼唤，并不以情节和细节见称。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戴厚英当年锋芒逼人，文革前曾大批人道主义，文革中与诗人闻捷相恋，但横遭阻挠，闻捷愤而自杀。文革结束后，一直忏悔和反思中的戴厚英写了长篇小说《诗人之死》、《人啊人》。1996年，戴厚英竟然被她多次帮助过的学生杀害！“以理想之光明亮生活，以勇敢求索辉煌人生；自尊、潇洒、求实、理性，主体意识，人道主义！”现在翻看当时的读后题记，感慨良多。

三

随后进入视野的是钱钟书的《围城》。《围城》初版于1947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但直到80年代才重被国人发现。《围城》是一部爱情婚姻小说，又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婚姻小说，它具有多层次的主题和象征。按照钱钟书的说法，在这本书里，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大学不仅是个教学、研究机构，还是个特殊的小社会。如果不久居其中，历经多年，其种种事情很难理解和解释清楚。看看《围城》作者的简历：1929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上海光华大学英语教师；牛津大学留学；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和副院长。大学者未必是大作家、大诗人，但大作家、大诗人一定是还知识广博、思想深刻的学者，亦如大师级的自然科学家往往也是哲人（所以通识或博雅、人文教育很重要，搬砖或编码可能不需要）。对照钱钟书的学识、经历和聪明，就不难理解《围城》的成功了。

钱钟书的大学经历应当说相当顺利。不过，对于聪明、狷急又兼有才子和名士风格的钱钟书，这一切可能皆很正常。与己观照，大学中倒有许许多多具有许许多多不足甚至可笑之处的人。既然困居上海，何不信笔写来，聊作传奇？可能正是这种闲适嘲弄的环境和心态，《围城》尽管是部流水账式的小说，但也让作者充分摆弄了丰富的知识和语言收藏，其犀利、尖露、幽默、奇妙，所在皆是。曾在大学任教的李广田《引力》、陈铨《狂飙》等小说，也揭示了当时的人情世态。

四

《围城》虽然没有直接反映抗战中的西南联大，但钱钟书毕竟在那儿呆过，而且并不惬意，所以常有人联想：钱钟书是否借小说之酒浇胸中块垒？暂不管小说与真相之间距离的远与近，三闾大学是否影射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但后来确有穆旦、郑敏、吴讷孙、汪曾祺、冯钟璞、刘宜庆等多位诗人、小说家与西南联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汪曾祺的《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翠湖心影》等系列散文，生动入微地描写了他在西南联大散漫、写意而又穷困的生活。不过，把汪曾祺的陈年旧事抖了个底朝天的，还得属儿女的回忆录《老头儿汪曾祺》。汪曾祺上皮名举的《西洋通史》课，皮名举要求学生记笔记、画地图，汪曾祺有一次画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皮先生批注：“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第一学期，汪曾祺的《西洋通史》只得了37分，幸亏第二学期考试他大抄特抄，勉强及格。不过，在沈从文的课上，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曾经得过120分的高分。

鹿桥（吴讷孙）的《未央歌》，最初在《万象》杂志上看到介绍，誉为今典。等到黄山书社出书时，书衣上又有王德威、何兆武、钱理群、陈平原、黄舒骏、李安等文艺界一众大腕的推荐。于是，在书店见了这部厚厚的著作，未加思索就掏钱买下，尽管至今未能读完。《未央歌》1959年在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1967年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初稿完成于1945年，作者那时大学毕业不到两年，仍沉醉于校园理想，难怪小说塑造了一种远离现实、诗情画意的校园生活。战后，台湾睽离大陆，学生课业繁重，社会白色恐怖，一届又一届大学生居然还深深地沉迷到青春梦境中的西南联大，小说销量在台湾地区据说过了百万册。后来，走访了或美丽或端庄的台湾大学、成功大学、东海大学、济慈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真理大学等，好像明白了几分。

宗璞（冯钟璞）毕业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中，是冯友兰的女公子，她的《三生石》等小说，委婉凄美，读之再三。后来，多次见到她的反映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预告。二十多年前，已读了其中的《南渡记》，印象不深；《东藏记》早已出版，尚未展读。计划中尚有《西征记》《北归记》，那可能是宗璞老病中的天鹅之唱了。

五

以上所谈小说，反映的多是旧时大学。这三十年多来，大学规模扩张，事件层出不穷，应当有新的《儒林外史》、《围城》、《未央歌》或《人啊人》。目前所见，康式昭《大学春秋》、童庆炳《淡紫色的霞光》、马瑞芳《蓝眼睛•黑眼睛》等正面描学大学生活的小说似乎影响不大，而李劼《丽娃河》、张者《桃李》、史生荣《所谓教授》、邱华栋《教授》等立意倾斜、内容偏颇的漫画式作品，倒反响不小。

199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李劼《丽娃河》，刻画了建国50年来某大学中文系从学术泰斗到留校新人的几代知识分子的群像。小说据说以华东师范大学为背景，至少丽娃河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流淌，因而受到了有关单位的抵制。李劼确是很有才情和性格的学人，风格恣肆，议论风生，这部小说似乎暴露有余，意蕴不深。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张者《桃李》中，故事地点从上海搬到了北京，那个法学院很容易联想到大陆的第一高校。法学是显学，法学院的导师很忙，研究、教学与办公司、当律师两不误。学生也很般配，当学生、做学问与打短工、泡社会并重。五年后，张者推出续篇《桃花》，演绎的依然师生之间、学院内外的欲壑法雨。《丽娃河》是纵观，是历史，《桃李》是俯瞰，是当下。只是，大学早已不是象牙塔，塔里的生活很无奈，塔外的社会更有彩，所以《桃李》的场景多在校外，人物活在当下。

史生荣和邱华栋的小说直接以“教授”为名，内容也相差无几。史生荣的《所谓教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背景据说是甘肃某农业大学。这也是一部以暴露为特色的作品，那里的教授朝思暮想的不是教学或研究，而是女人、金钱、名望、地位。书中的点睛之语就是：“听说你们教授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不知对不对？”看来作者对底层社会和基层官场了解颇多，还写了《县领导》、《所谓商人》等类似的小说。邱华栋2008年出版的《教授》，描写的同样是社会的五光十色和教授的声色犬马。如果说有所不同，环境则转换到了帝都，教授研究着当下流行的经济学，左右逢源于官场和商家，最终也难免身败名裂。

阎连科2008年出版的《风雅颂》则开场于狗血，结局于溃烂：清燕大学研究《诗经》的副教授杨科，拎着历时5年完成的书稿《风雅之颂》回家，开门就撞见了迅速蹿红的美女教授妻子与院士副校长横陈床上，而楼下某学生提着礼物正摁响着思政教授家的门铃。杨副教授在无知地做了一次英雄之后，被学校领导举手表决，以精神病之由踢进了精神病院，而他给精神病人讲解《诗经》却收获了如雷掌声。杨副教授逃出精神病院，回到黄河边、大山中的老家，最终领着一群好学的坐台小姐和治学的专家逃向了所谓的“诗经古城”。然而，杨副教授是知识分子吗，逃亡是一种选择吗，世外古城存在吗？

如果说上面的几部小说像是一群对大学愤愤不满、甚至恼怒异常的老愤青的作品，以揭露大学师生的阴暗面为能事，《风雅颂》等作品更荒谬和绝望，大学几乎就是动物庄园和垃圾堆场，它们可以称为关于大学的“商业小说”或“谴责小说”。那么以孙睿2004年《草样年华》、李师江2010年《中文系》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青春小说，则从学生的角度，记录或怀念着各自的大学生活，特别是90后的大学生活。这些青春小说在人物、观念等方面似乎有些肤浅雷同，但他们的小说在更真实，更接近大学生活的某些层面。

六

呵呵，现在的大学当然不是象牙塔或桃花源，离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学术自治的标格亦有差距，现实中的污七八糟同样存在于堂皇学府，奔走其间的大多是知道分子，有文化的流氓照样上下其手，左右逢源，理直气壮，志满意得。但大学并不就是黑社会或活地狱，相对于商场或官场，校园的局部生态还是比较健康平衡的。全面、真实、准确的大学生活，绝不是在某所大学厮混了三五年，或者在某所三流大学教过三两年或三两次课，甚至几次道听途说，就能了解和理解的。

如果曾在燕园见到过彳亍而行的瘦弱老头，那可能是散步中的宗白华或邓广铭教授；如果在林园外见到匆匆而去的中年人，那可能是坚持给本科生上课的金融或法学大牛；如果在励耘、丽泽楼外见到一骑着破旧的26自行车或三轮车的瘦高老头，那可能是年已80的老校长、老院士；如果在田野或工厂见到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那可能是实习中的大学学子……

如果没有钱钟书的经历和见识，如果缺乏戴厚英的悲悯和柔情，如果并不把握知识和了解当下，如果没有对个人、人生的尊重和真诚，写出的大学小说也就难免流于油滑、猥琐、浅薄和粗陋。好的大学制度是既尊重、激励和保护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又约束、处罚人性的暗黑卑劣，使大学成为个性发展、知识创新、社会进步的乐园和摇篮。不过，国无法纪，士无廉耻，学无常识，行无底线，社会距离丛林时代大约并不遥远了。经济、政治、知识体制如果不全面变革，大学如果无自由精神，教师如果整体沦陷，大学也难免不成为荒原、笑场。

小说不是现实，很多时候只是想象、抓拍或漫画，但优秀的小说深于现实，高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