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历史上中华文化曾与多种外来文化相遇，中华文化中心观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中华文明影响了周边很多国家的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而中国的现代化主要趋势，又可视为一个引进西方现代文化以促进社会发展的大过程。
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相对，有观点认为，外来文化作用于本地文化的过程既是文化入侵的过程，同时也是同化和改造的过程。无论外来文化形态如何，其对本地文化均会具有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文化多元时代文化性格更应具有包容性(图源：新华社)
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已成为很多学者的研究领域，著名学者楼宇烈在《人民日报》也曾发文谈到中华文化有足够的智慧与气度消化外来文化。
“仁”，是儒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人们对它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就连孔子的三位高足，理解也有高下之分。《荀子》记载，孔子向他的弟子子路、子贡和颜渊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仁者若何？”子路认为，“仁者使人爱己”。对这个回答，孔子的评价是：“可谓士矣”。这个评价已不低。子贡认为，“仁者爱人”。对这个回答，孔子的评价是：“可谓士君子矣”。这比对子路的评价高了一层。颜渊认为，“仁者自爱”。对这个回答，孔子的评价是：“可谓明君子矣”。显然，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评价。
楼教授谈到，为什么孔子高度肯定“仁者自爱”？这是因为，在儒家看来，一个有仁德的人一定是自爱、自尊、自立的人，而一个真正自爱、自尊、自立的人一定会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他就会爱人，也容易赢得他人的爱。儒家的这一理念对我们今天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很有启示。
必须承认，社会的变迁影响着人类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社会的需要与社会的心态也决定着人们如何去看待外来文化，研究外来文化。
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之势前所未有，西方强势文化深刻影响甚至侵蚀着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华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主体意识，就有可能被其他文化侵蚀甚至同化，沦为“文化殖民地”。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提倡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就是要做到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是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华文化有足够的智慧与气度消化外来文化，佛教被成功消化吸收就是一个例子。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广泛吸纳各种文化养料而始终具有自身鲜明特色，就因为它对外来文化并不是简单地拿来或拒斥，而是始终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然而，近现代以来，一些人对文化的认识存在两个显著的不平衡：一是中西文化比重的不平衡，二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体现在教育中，就是对中华文化关注不够，而西方文化却占极大比重。这是有失偏颇的。
《论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和弟子周游列国，到卫国一看，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弟子问：人口这么多，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孔子曰：“富之”。就是说，让人们的生活富裕起来。弟子又问，如果大家都富裕了，该怎么办？孔子曰：“教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甚至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也“富”起来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就该像孔子所说的“教之”，加强教育。但问题在于教什么。是沿着西方文化的“引导”来教，还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楼教授认为，后者才是正确选择。
楼教授谈到，中国人既要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又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既要有开放接纳、交流融合的雅量，又要有不削足适履、不买椟还珠的智慧和定力，这样才能在文化精神上实现中华复兴。
在人类身处的这个日趋多元的时代，各种价值观、各种文化形态以及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在改变着人们。随之而来的，这样的现实格局也必将影响着文化性格。而开放、包容、积极正是一个文化多元时代应有的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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