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带着西方知识和不同文明的印记来到中国。
百姓看惯了黑发墨瞳的黄种人，再见到金发碧眼的传教士难免有些惊异。
许多传教士原本只打算宣扬宗教，却被中国传统的“阴谋论”妖魔化。
开端是同治年间，天津发生的多起儿童失踪绑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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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最终盯上了传教士为教徒开设的育婴堂。
关于育婴堂的谣言符合人们对洋人的定义，民间的人都这么说：外国修女借着育婴堂的名号招摇过市，实际上，是为了方便绑架杀死小孩以作药材之用。
随后，一名叫做武兰珍的匪徒被押送官府后，供出了望海楼天主堂教民王三。
民情激愤之下，双方起了冲突，10名修女、2名神父还有多名洋人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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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海楼天主堂但当官府查证之时，没有发现教堂人员杀小孩的证据，也没有所谓“天主堂教民王三”一人。
传教士被披上更为邪恶的外衣，在百姓眼里也变得更十恶不赦、行凶作恶。
从这时起，国人无意提及传教士一职必然嗤之以鼻，心中想到的也是如恶魔之子、帝国奸细之流。
唯独傅兰雅，这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形象始终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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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和科普工作者。
但一开始，他也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个如此伟大的人，他只是向往中国而来到中国罢了。
傅兰雅出生在英国肯特群海斯镇的一个穷苦牧师家庭。
他很早便加入圣公会，又因为贫困的家境，他从小便发奋学习、努力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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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听去过中国传教的父亲谈起过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家，这让他无比向往华夏之地。
贫穷迫使他在酒厂打工，而后得到政府的助学金才去伦敦郭海布莱师范学院读书。
大学毕业之后，他幸运的受到了香港圣保罗书院的工作邀请。
22岁的他远渡重洋，到达香港，任圣保罗书院校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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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书院近照圣保罗书院其实是一所专职招收穷人家孩子的教会学院，学生大多来自香港、澳门和广东的穷人家。
教会学校对于穷苦人家而言已经是极好的选择，毕竟这里不用学费，还提供住宿和伙食。
当时的穷学生们大多只图心口能多几点墨水，如考科举中进士这种事多是不敢奢望。
只是有趣的是，跟着洋老师学来的洋文却成了这些孩子发家致富的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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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后来有的进了洋行，有的出国留洋，有的甚至成了外交家。
因为大量和外国接触，会洋文的这些穷孩子反而成了炙手可热的人才。
傅兰雅当了两年的校长后，又收到了清政府的邀请，去往北京出任同文馆的外文总教习。
同文馆是清政府为培养译员所设立的洋务学堂，同时也负责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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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这样的机会傅兰雅当然不会错过，可他到同文馆任职后才发现一个无奈的现象。
同文馆隶属总理事务衙门，本就官场气息浓厚，再加上初办人数不多。
这仅有的不多学生里，大多是满族的官宦子弟前来镀金，学习外语的热情并不高。
这样的情况下，傅兰雅感到深深的无力，任职两年辞职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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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来到上海英华书院出任校长，这次情况大有好转。
上海英华书院是外国人所办，招生对象也是有学习需求的商界子弟，这样的环境自然也更适合傅兰雅。
但仅有一点让他十分介意：英华书院的董事会要求傅兰雅向学生灌输基督教。
按理来说傅兰雅本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本身更是正儿八经的传教士，传教工作本就是他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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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路412号的老房子，以前是英华书馆但傅兰雅不愿意对着一群未成年的中国学生进行强迫性的宗教教育。
他始终认为传教工作要建立在宗教自由的原则之上，而非见缝插针只求结果。
面对这样一个不务正业的传教士，学校董事会是又气又急。
双方关系不断恶劣，董事会也以“傅兰雅太世俗”为由，逐渐剥夺他的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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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画像傅兰雅见教育的方向和原则与自己所想大相庭径，只得又一次离职。
当然在当时的中国，如傅兰雅这般能搞懂“平平仄仄平平仄”，又能接受文化差异的外国人实在不多见。
英华书院不要他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高层反倒高兴，热切希望他能来出任翻译。
为了留住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给出800两白银的年薪，据说当时皇后的官俸也不过1000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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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傅兰雅来到江南制作总局，开始他的翻译生活。
他曾写信给他的父亲说明此事：他觉得这是一份令人愉悦的职业，受人尊敬，无比光荣而有用。
傅兰雅所翻译的书籍大多以西方科学技术为主，由中国的官员选定，再由傅兰雅从英国订购。
傅兰雅这人本身就是个贫苦人家的实诚人，受此重用反而更加勤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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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江南制造局工作的28年间，与人合作翻译西方书籍多达129部（合1000卷），内容涉及数理化、军农工医、天文律法各个方面，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翻译西书第一人。
傅兰雅一直是最主要的口译者，他口译的科技著作数量最多，内容也最重要。
傅兰雅口译的译著达113 种，其中 95 种已刊，18 种未刊。
因为其卓出的翻译贡献，清政府还曾授予他三品官衔和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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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的过程，他搬用和创造了许多科技名词，如镁、砷、硒等皆是当时所立。
翻译西书过程中，傅兰雅也认识了许多中国近代有名的科学家。
如徐寿、王德均、华蘅芳、徐建寅等都曾和他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感情也是极为亲近。
他还曾帮助徐寿，将其《考证律吕说》翻译成英文发表在Nature上，这也是第一篇中国科学家发表在Nature上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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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最有影响的当属他在和中国百姓接触和推广西学过程中，感受到的人们对新知识的抵触。
这更是坚定了他要在中国推广格致（格致一词即是物理化学的代称），推动“维新”事业。
他老年时曾说过，中国养他多年，他也希望能够为其做点什么。
但推广“格致之学”即是将西方文化融入中国文化，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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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洋务运动时期，一般的国人对西学的理解也是极为肤浅。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翻译的各种科技书籍，不仅数量有限，真正需要、能够读的人也不多。
傅兰雅对这种现象极为失望，他开始意识到需要更为高效的方法去实践梦想。
他寻求英国驻上海领事麦拓华的帮助，经过两年多的筹资，他在上海开办了属于他的学校----格致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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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书院，后由政府接管改名格致中学格致书院最早开放的不是教学而是阅览室，任何人都可以入内学习。
同时学院内陈列各式新工业时代的产物，甚至有动植物标本和化石，这都是免费参观的。
同时格致书院的师资力量也是极为吸引人，傅兰雅的好朋友、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徐寿便是书院的第一位主管。
傅兰雅还积极邀请李鸿章等官员前来为格致书院出命题给学生写作，而命题多为科技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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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清末科学家而最为吸引人的便是在格致书院读书，不需要学习八股文，只需要写出优秀的科技论说文，便能得到由书院出面介绍工作。
如此一来，格致书院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明校，格致二字也体现当时跨时代的教学思维。
傅兰雅每周都会亲自到格致学院讲学，但推行科普工作不过初初起步，他随后又创立《格致汇编》和创办了格致书室。
《格致汇编》是中国首份科普期刊，而格致书室更是中国首间科技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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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傅兰雅在推广科普的路上比许多国人走得更前。
不仅如此，许多人也许认为梁启超出版的《新小说》便是我国最早的新小说。
但早在《新小说》出版之前七年，他就曾以“中国社会的三弊----鸦片、时文和缠足”为题，办了一次新小说大众竞赛。
当时收到多达162篇手稿，以这数量足以在当时的小说界开辟新天地，甚至动摇到百姓们的封建思想也不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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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终傅兰雅只发表了一份获奖者名单，没有一篇投稿得以发表。
虽然已无法考证当时文章的思想解放程度，但傅兰雅此举却真真实实的点到了旧社会的痛处。
结束了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28年的工作，傅兰雅选择前往美国，仿佛中国只是“南柯一梦”。
但即使他在出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东方语言文学教授一职之时，他依然对中国有着许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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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大学他曾多次往来中国，为中国留洋学子领路护航。
除此以为最为重大的事情，因属他与黄炎培相见之事。
当时黄炎培先生到美国访问，傅兰雅听到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顿时感到亲切，便邀请黄先生去他家中喝茶聊天。
其实喝茶只是客套，他主要是想委托黄炎培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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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他思索中国各式各样的学校已经是应有尽有，但唯独没有盲童学校。
他希望黄炎培能够将他的儿子带往中国，由他的儿子负责建立盲童学校。
其实所谓委托不过是举手之劳，更何况新一代的中国知青哪个不是看着傅兰雅的译文成长？
傅兰雅心中惦记中国的盲童，后来捐出6万两白银，先后建立一家盲童学校，两家盲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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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女学校照片
就在第二家盲女学校筹办之际，傅兰雅便在美国去世了，享年90岁。
离世之时，儿子却因为远出奔走，不能看他最后一眼。
傅兰雅先生一开始只是个普通的传教士，凭着对第二家乡的热爱，他竟将一生时光尽数贡献给了中国的“推广格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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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和他的三个儿子
他所处的时代远不如今时今日这般思想多元化。
但他却可以接纳完全不同的文化，也能够有宗教信仰自由这般思想。
而现如今的一些人反而活像一个“清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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