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媒体“香港01”在六四28周年之时，采访了曾在1989年创建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后被大陆政府通缉的韩东方。
和多数六四事件亲历者不同，韩东方自嘲自己不是一个复仇者，只是一个没出息的妥协者。他想要在中国建立一套真正的、稳固的社会主义左翼论述，这个论述从工人阶级建立起来，甚至帮助中国社会民主转型。
因各自目的殊异，韩东方不太愿意接受采访，2009年后几乎再未有他关于六四的忆述或观点见诸报端。他关注的议题也颇为“小众”——中国劳工的“集体谈判权”。
这或许来自于他过去的工人身份。接受采访时，韩东方坚持不愿在书架前受访，“哪都行，就是别在书前面，没什么文化，太装了。”相比起他曾经的同伴，韩东方似乎更可见几分稀缺的务实与“接地气”。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六四的遗忘，也不影响他在“小众”议题上的坚持。
“化石化”的六四
因为六四，韩东方当年“被像猴子一样”从栏杆上扯下来，被抬过罗湖桥，被仍到香港。
他如今的劳工工作，也是因为当年广场上的“工自联”。六四过后，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工自联”成为清算对象，同时他们亦不如知名的学运或知识分子领袖，极少得到外间关注和声援。
当被问及六四后受到清算的工人们的近况，一直畅谈如今工人运动的韩东方陷入沉默，深吸一口气说：“我不知道应该很内疚的说，还是很淡淡的说，还是很残忍的说。我不知道，我没把心思放在那里，是很残忍，是吧？很不责任，很不道德？”
他说自己没时间往回看，而是选择往前走。
“那我作为那个时候的当事人，我有两个选择，或许很多选择，一个是沉默放弃，一个是继续追责，一个是继续往前跑。每一个选择都是合理的，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你软弱你放弃，没关系；你愤怒你追责，好样的，一定需要，要不这社会没有公义。那么我选择往前跑。道义上，当初那么多人在广场上，很多人我都叫不出名字来，我都不记得，甚至有些人在有些年给我打了电话，在电台上说我是谁是谁，问我‘记得吗’。我不记得了，所以很惭愧。”
韩东方似乎对炒作六四的现象颇为反感，他更愿意在一些更实际的层面做事情，使中国出现他所愿意看到的改变。
他说自己不愿再多谈六四的原因很简单，如今六四已经成为一种稀缺的良心和道义，不应只在六四时被拿出来翻炒，他不想加强这种对六四“化石化”的理解。
不过他亦表示，无论当年有多少伤亡，无论之后有多少人坐牢，到现在没人有确实数字，但是不能永远没有交代。
六四时戒严场景，韩东方是当时“工人阶级的代表”（图源：原始图源）
中国的“瓦文萨”
韩东方曾被外界吹捧为中国的“瓦文萨”（瓦文萨Walesa，前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前波兰总统）——那种寄托着反抗共产党政权多过带领工人、维护工人利益的虚幻标签，既曾经令韩东方沾沾自喜，也曾令他反省愧
赧得无地自容。
韩东方记得六四那天晚上，被一伙十八九岁的年轻人送出广场的时候，那些年轻人就说，中国需要团结工会，需要瓦文萨，你就是。他说那个时候挺沾沾自喜的，“啊，我是瓦文萨”。后来发现，这个标签贴的并不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波兰爆发二战后规模最大最持久的罢工浪潮，其中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对波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产生极大动摇，更催化了整个东欧剧变。
这给同样进入发展波折期的中共带来一个阴影，“为何自称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波兰共产党却受到了工人群众的反对？”
这种警觉使1989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成立的“工自联”迅速被中共扑杀。但当“工会”的原罪直接上升到了危及中国政治改革与国祚的层面，这种“团结工会”的负面影响对于中共来说一直延续至今，也同时成为韩东方的负累。
1995年的时候，韩东方来到波兰华沙。波兰的媒体采访他，问现在他在波兰，被叫做中国的瓦文萨，对此怎么看？
韩东方说：“中国没有瓦文萨，至少我不是；中国也不会有华勒沙，至少我自己不会成为中国的华勒沙。你们波兰有，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我羡慕你们，但是不可复制。如果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那么我们完了，我们注定失败了，因为带着这样的标签走，而且自己沾沾自喜，你就会掉在这个逻辑里，朝那个方向去努力。方向错了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跑得愈快，离目标愈远。”
显然彼时他已就此有了深刻的反思和思考。如今韩东方称，20多年来，他从来没有一天是朝“团结工会”那个方向走的，他既不愿意，也知没有可能。
中国劳工通讯
韩东方现在的头衔是《中国劳工通讯》主任，一个中国劳工运动的支援者。这是他选择的方向。
中国劳工通讯自韩东方在1994年创办以来，一直在做的就是协助国内工人阶层维权，帮助国内劳工NGO介入罢工和进行集体谈判。而劳工通讯的网站上，也会不断更新公布内地劳工罢工情况。
虽然在各种语境之下，罢工二字总会被敏感的联想到“政权”，但对韩东方来说，公布罢工情况并非在看共产党的笑话，而是尝试借助集体谈判令罢工问题达致工人、政府与公司的“三赢”，即工人可以通过谈判获得应有的利益、公司可以稳定工作空间而政府更不必夹在劳资双方之间令单纯的利益分配问题转化为社会稳定问题。
韩东方甚至笑言，他近来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协助中国全国总工会改革”。
2015年11月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方案》，韩东方显然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他认为中共也在积极谋求改变。
韩东方认为工会最重要的职能是代表工人谈判，而非维稳，“工会代表本应该跟老板谈判，这个却是工会最不会的，他们一直以来把观察工人动态当作主业来做。”
他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政治全面欠帐的今天，罢工的工人在互联网时代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身份上都有了独立性和主体性，面对劳资纠纷各方全面不妥协的这种紧张关系，集体谈判几乎是唯一可能的切入口。
“中国有几亿的劳工，与企业谈判是刚需，而集体谈判的模型，适合几亿劳工面对的所有老板，和分配的合理性的问题。……要把工会拉下水，让他们自己去回答工会去哪了？这个问题。”
在韩东方看来，集体谈判还能带来民主联系，“工人通过经济、利益的谈判，学会了选举代表，学会了向代表问责，然后会发生弹劾。有选举全套的程序，那么这种不断的循环的选举、谈判、问责，通过经济的诉求，体现了民主意识的提升和锻炼。”
他还说，集体谈判是他们自2005年至今所塑造的模型，这个模型是成功的，可以辅助新一代工人阶级的崛起，然而若想达成辐射性效果，依然需要全国总工会的批量生产。
采访中韩东方对他目前的工作着墨最多，他似乎并不像自嘲的那样，是一个没出息的妥协者，而更像一个秉持现实主义的人，他做的事情并不十分喧嚣，但目标依旧宏大。
韩东方自己委婉的承认了这一点，“现实主义的人跟政治正确从来不沾边。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怎么骂我都不过分，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使命，我有我自己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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