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六四”运动的全过程，可发觉，运动的领导者的诉求和手段，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在他们的领导下，“六四”运动陷入了南辕北辙的巨大荒谬中。
此种荒谬的典型代表，就是柴玲和李录一方面指责中国民众愚昧，宣称：只有流血才能唤醒民众起来抗争；另一方面，柴、李等领导人，却组织学生纠察队，严防不是学生的人参与学生的抗争。
其实，“八九”民运期间，全国响应学运而起来示威的民众多达数百万人，在北京一地就有几十万人，北京的公、检、法机关和中共的喉舌新闻单位工作者，都大量地参与了声援学生的示威，这难道还不够么？需知，“8.19”事件时，莫斯科游行示威的民众，只有几万人的规模。可见，指责民众不觉醒，纯属不实之词；那种只有流血才能唤醒民众的说法，完全是无的放矢。
“六四”运动的领导者，在策略上是完全完全错误的。柴玲等学运的领导人，一方面要求中共让步，另一方面却自缚手脚、画地为牢、拒绝扩大抗争。
先不说中共让步----自我改良是否可能（曾节明按：中共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它主动改良是不可能的，改则垮坝，“改”就是“找死”），首先看，你有什么本钱逼迫中共作出让步？学运的“本钱”，就是大众民心所向、甚至得到当时党政军干部半数以上同情和支持，因此，学运的动员能量是巨大的，如果放手动员体制内外起来抗争，完全可以做到瘫痪中共政权，从而迫使中共作出让步。
然而，学运领导人却抛弃这个“本钱”，在中共拒不让步（甚至连蛮横的“四二六”社论都不收回）、拒不对话（五月李鹏的对话，并非真对话，而更像家长对小孩的训斥）、甚至发布“5.19”戒严令----调集大军磨刀霍霍准备镇压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扩大抗争，不去果断号召全国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反将泼污毛泽东像的湖南抗议者扭送公安机关！
自缚手脚、画地为牢，也就自我放弃了迫使中共让步的手段。
一方面自缚手脚，另一方面又决不妥协，坚守不退，这样的抗争，除了被镇压于血泊中外，还会有什么结果？用打入广场指挥部的共特李X之话说，就是：“我们正在等待一场镇压。”（这就是共特最想要的结果）
本来，“六四”运动还有反制中共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刘刚于五月二十七日之前提出的战略转移清空天安门方案，即：于五月三十日从天安门出发，以民主大游行的方式，进占北京的各大学校园，搞校园割据。同时将全国的八大地区与北京的八大学校对应，比如说华北地区同北大对应，要求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都参与到对应的北京高校的游行队伍和以后的校园集会活动。要求北京各高校保障外地来京学生的食宿。
客观地说，这个战略是非常厉害的抽将战略，如果实行，一方面会令民主运动向当时热情高涨的全国各地延伸，另一方面也令中共戒严大军分进合击天安门的计划破产，而陷于空转。
而十八万军心并不稳定的解放军若受此挫折而滞留北京，极易引发兵变，而这是中共最为恐惧的！
可惜的是，柴玲在李录的莫名其妙暴怒和歇斯底里的反对下，最后关头变卦，否决了这个方案。
于是“八九”民运以最悲惨的方式落幕，也就不可避免了。
那么，今后还会不会出现类“六四”的大规模运动？笔者认为：以中共今日面临的深刻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看，民众的大规模上街必然会再现，但是，不太可能发生于已经戒备森严的北京，而是会于短时间内在多个城市同时爆发，下一次街头运动不可能再象“六四”运动那样和平有序，而是会以大规模打砸、哄抢、甚至烧杀等激烈方式上演，这是由当今道德崩溃而充满戾气的中国社会特点决定的。
当街头暴乱迅速蔓延而规模越来越大时，士气低落的中共军警会不作为，甚至加入暴乱，而中南海内的野心家会摇身一变。。。
这时候，就需要系统的、成熟的建国方案，方能迅速稳定局势：中共高层的野心家虽有能量，道义权威和建国方案却是其所短，而这方面却是民运反对派的长项。“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到时候谁有成竹在胸的取代中共建国方案，谁就成为执牛耳的巨人！
试看，武昌起义后，为什么新局面的主导者不是黎元洪、袁世凯，而是海归派孙中山？这不是因为孙中山善摘“桃子”，而是因为黎元洪、袁世凯都不懂如何建立新国家取代满清，只有孙中山一伙拥有创建中华民国的系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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