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到今年印度尼西亚、法国、韩国的重大选举中，不在籍投票率对选情具有决定性因素。难以置信的是，台湾虽被誉为亚洲地区自由、民主的圣地，但受到蓝绿意识形态及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使得不在籍投票讨论了二十多年仍寸步难行，也让台湾民主深化的蓝图，始终缺乏关键的一角。
选举对台湾民众是家常便饭，但国际普及的不在籍投票却迟迟无法落实。
不在籍投票（absentee voting）制度是多数民主国家基于保障国民参政权，方便投票权人表达投票意志所施行的一种投票模式，又称为“缺席投票”或“便利投票”（accessible voting），即投票日当天，投票权人因特殊原因限制，不便或无法至指定投票所投票，而事先向户籍所在地的选务机关申请，以法律规定之其他方法行使投票权的制度。目前全球有90多个国家施行不在籍投票。
朝野对立致修法牛步
台湾从1990年代开始，朝野便讨论不在籍投票实施的可能性，曾有多名立委提案修法或订定新法，而主管的内政部和中央选举委员会多次举办公听会和民意调查，民众皆对此表达高度支持；另根据《联合报》于2016年2月进行的民调显示，有六成七的台湾民众赞成实施不在籍投票。
不在籍投票曾在2010年至2013年间引发多次争议，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列为重大政策，原本预计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落实，而前总统马英九也在核四存续问题上，有意将不在籍投票模式引入公投和选举。不过，前者因立委及总统选举合并，又在野党忧心台商投票恐遭到干扰，最后不予采用；后者为民进党坚持仅《公民投票法》纳入不在籍投票，且当时出现修宪包裹等争议，使得修法功败垂成。
行政院去年初提出的《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中，纳入不在籍投票制度的概念，增订移转投票（Constituency Transfer）相关规定，然而，草案搁置了一年多，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只进行三次讨论便无疾而终。讨论长达20年的议题，至今仍停留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阶段，不仅让人质疑，这项涉及民众基本权利的政策，为何能延宕数十年之久？
台大教授王业立指蓝绿互信不足、民众有疑虑是导致修法窒碍难行的主因。
长期研究不在籍投票制度、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王业立接受本刊专访时分析，蓝绿阵营都各有盘算，民进党不赞同通讯投票，忧心中共透过各种方式介入，让台商支持对他们有力的候选人；即便只从台湾境内的特定区域试办，牵涉到过去国民党舞弊的历史和心理因素，让原本应该中立的公务单位沦为政治工具，导致彼此的信任感不足，互信基础非常低。
还权才能深化民主
另一项推不动的原因在于“民意”，王业立指出，对于国外民众而言，投票是人民的基本参政权，舟车劳顿的费用不应由自己买单，但在台湾多数民众来看，从小到大都习惯回户籍所在地投票，自掏腰包付钱、买车票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并不认为是多余的支出。至于支持不在籍投票的民调之所以高，就如同“台湾是否加入联合国”的思维，民众不会反对，但没有强烈的急切性，加上施政的优先级都以经济和民生议题为主，不在籍投票只能往一延再延。
放眼世界各地，电子投票（不在籍投票的一种模式）在许多国家十分盛行，而这些电子投票机都由台湾设计、制造，堪称重要输出国，王业立无奈地笑道，“自己却不用也不相信，认为程序改一改就会造成影响”，不在籍投票不涉及任何技术性问题，纯粹是台湾政治文化中缺乏信任和共识的问题，也连带影响民众的观感与认同。
检视公投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所纳入的移转投票方式，与通讯投票、电子投票等相比，所涉及技术性含量并不高，况且仅在限定范围内实施，若总统蔡英文所承诺的年底完成修法能够兑现，可以说台湾民主深化迈出重要的一步。既然公投法能实行，没有理由在真正选举中“缺席”。
或许有人会认为，从台湾近十年的状况来看，提高公民参政权和投票率，对民主制度改善或社会氛围帮助不大，但诚如王业立的提醒，深化民主必须透过多层面思考，制度设计是其中一环，“徒法不能以自行”，好的制度不见得是特效药，但至少是重要因素之一。台湾的基本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应该先从此处着手，逐步走向兴利除弊，而蓝绿也该抛开各自的立场和意识形态，让延宕20多年的不在籍投票制度，能确切落实、还权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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