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是战无不胜的中国逻辑的核心。你只要披露和反思国人浩劫、民族误区，你就必是领了或者希望领到“狗粮”。张之洞、冯玉祥虽系百年前的官僚军阀，但脑子显然比21世纪很多中国人好使，至少不以爱国大棒遮丑。
读到几天来在我的博客文章后面有一些网友的跟帖，引起我一些感触，正想着要不要回应、如何回应，恰巧偶然发现一位网名叫“二大爷别院”的作者，文章写得尖锐而又有趣，有的正是针对我想回应的那些看法。挑了两篇短文出来。
这两篇文章所批评过的对象中，或许能有眼尖的人，发现这两篇文章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二大爷别院”的第一篇，批驳了那种把一切都归结为最卑劣动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没有例外”的逻辑；你“二大爷别院”第二篇，却强调要理解老百姓“趋利避害”的本能！呵呵，我想起二十年前我负责编辑一家杂志时，刊发赵无眠一篇与人论战的文章中的一句俏皮话：我丢了一块西瓜皮出去，看他是不是真就踩上去？
在老鸨的眼里，世人都是出来卖的
前几天有位读者给我留言，下面是他的原话（标点是我给他加的）：
“你对杨舒平演讲评论写得很精彩，说出国内丑恶的现象，但请允许我说一点，我的朋友很多在美留学生很反感杨舒平的演讲，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知道全国会如何反应。这个套路很简单：言论自由、但是被攻击（人身攻击）、律师收集材料、申请政治庇护、9个月内拿到绿卡、财产转移、全家移民、当上反华先锋、得到资助……名利卡三收。对于她来说，这是人生的捷径，就是个心机婊，你以为以为她是……”
我忍住卡在喉咙里的粗话，说了一句：勿以小人之心，度世人之腹。他说，表达一种不同观点，就是小人之心？我说，你说了一大堆阴暗的假设，然后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去推断他人的动机，没有一句事实，这哪里是什么不同观点？
是的，杨舒平同学或许不是真君子，但能够捕风捉影的做出这样的假设的人，可以说一定是真小人。我很佩服这样理直气壮的无耻——因为至少我是想不出这么复杂细致的利益勾兑路线。
其实我卡在喉咙里面的那句话是：在老鸨的眼里，世人都是出来卖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没有例外。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那个著名的陈伯达和江青“厕所之争”的故事。
陈伯达和江青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文革中常在一起开会。某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附近的厕所外边门上写着盥洗室，里边只有一个厕所，不分男女。陈伯达忍不住，不及多想就进去方便了，出来的时候正遇上江青推门。江青见陈伯达从里边出来，勃然大怒：“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伯达大惊，指着门上的标记说：“这哪里写着是你的厕所？！”江青大骂道：“今天你闯进我的厕所，明天你就要闯进我的卧室了！”（王文耀、王保春：《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百年潮》2008年第12期）
你看陈伯达这个可怜虫多冤。就是上个厕所，结果就被认定明天要闯一个老女人的卧室。这上厕所和闯卧室之间有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吗？
有。在战无不胜的中国逻辑里面，它们就是有联系。因为我有这样卑劣的假设，所以你必然有这样卑劣的动机。因为有人想通过出位的言行博得移民的资格，所以你杨舒平也肯定是这样。
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就是这种逻辑的核心。
这样的逻辑我们其实一点都不陌生了。在石油论、阴谋论、封锁论、围堵论……中都已屡见不鲜。你只要反对我，你就是有什么不可见人的阴谋；你只要为正义发声，就一定是为了无法言说的利益。自己有一个低等动物的价值观，就想当然的认为世界是一个蒙昧的动物世界。
一个老鸨在自己乌烟瘴气的怡红院中，见识了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皮肉交易，想当然的觉得世人也不过如此皮囊，都是出来卖的，只不过是价格的多少。这在怡红院也许是对的。因为这样的烂泥坑就是做皮肉交易的，它只配得上这样的价值观。
但世界并不是一个大的怡红院。你也许想出来卖，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买。这个世界还有阳春白雪、十里春风，有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有高山流水、恬静安详……有无数正常的、流氓们想象不到的，称得上人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无法给老鸨们讲述。但它就在那里，在怡红院必将倒塌的墙外。
爱国的代价：良民的难题
端午节难免要说说屈原——幸好他死得及时。放到今天，他那些抨击楚国黑暗的诗辞，必然达到了“辱楚”的标准。别说什么“爱国诗人”，顶多只能是个“楚国公知”。对比之下，那个二十出头的马里兰大学姑娘就很不幸，喊了一句美帝的空气是甜的，不仅媚外，还辱华了。可怜的姑娘就算不生在屈原的时代，早个百来年，也可以免去这些烦恼。那时候的良民们可不是仅仅唱几句赞歌那么简单，直接挂洋旗，心甘情愿的给洋人交保护费。
冯玉祥作为近代资深军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当今的教科书中贴有爱国标签的。他的自传《我的生活》里面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所谓“辱国辱己”的故事。
民国初年南北军阀混战，在南北之间，形势最复杂、战略价值最高的当属四川和湖南。这两个地方遭受的兵祸也最烈。冯玉祥带兵攻下了有“黔川咽喉，云贵门户”湖南常德。他进城后发现城内许多商店挂的旗帜并不是民国当时的五色旗，而是日本人的太阳旗，而且还有游弋在常德境内沅江上的日本海军发布的安民布告。
这下让冯玉祥感到十分窝火。一问原因，挂洋旗的都是自愿的，为的是扯虎皮吓乱兵，表明自己的商店是受日本人保护的，免于被滋扰。冯玉祥把城里的商户都召集起来开会，说你们找外人来庇护，这是可耻的事情，辱国辱己，都给我撤了。
然后冯玉祥又去找日本人，说你们虽然可以在内河航行，但是不能上岸发布告。日本人的回答也很有意思：“这是贵国人民要求我们这么做的。总觉得很是遗憾。”当然，日本人不是雷锋，常德的商人肯定是花了不菲的代价才请得他们来发布告。
对此冯玉祥反思到，人民被环境逼得无法生存，花钱请日本军舰保护、挂日本旗安生，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执政者的责任是富国安民，军队的责任是保家卫国，但是这两者反而把人民逼上了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的路子，越想越悲愤，这不是给良民出难题嘛。
不仅如此，冯玉祥还举了个美国人的例子，他说湖南军阀张敬尧败退岳州，当地民众如避虎狼，纷纷到美国人的教会里面躲藏，请求美国人保护。结果乱兵冲入教会，把阻拦的美国牧师给杀了。美国人反应极其迅速，美军舰当天即从上海起锚，奔赴岳州，保护教民。冯玉祥感慨的说，你看人家军队保护人民是怎样的精神，但中国军队不保护就罢了，还欺凌、虐杀。
冯氏虽为军阀，但脑子显然比21世纪的很多中国人好使。至少他还知道体恤同胞的难处，知道国事之不足，不以爱国的大棒遮丑。其实冯玉祥记载的这个事情并不是一时一地的新闻，而是当时内河、沿海各省存在的长达数十年的普遍现象，对于这种给洋人交保护费寻求保护的现象，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挂洋旗”。
举个重庆聚福洋行的例子。这家内河运输公司虽然名字里面有个洋字，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资本。1920年起，聚福洋行以中法合资之名，每年付出3万两银子（占其注册资本的10%）的巨资，换来挂法国旗的权利。付出巨额资金还要被骂为“假洋鬼子”，但即便这样，聚福洋行仍然觉得非常划算。因为如果要用实际行动爱国的话，光是营业税、直接税、二五税、江防费、护商费等22种苛捐杂税就远超此数，而且还没有任何的保护，时刻又被官府敲诈、扣押、拖欠的危险。
挂洋旗之后，有什么好处呢？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以外资的身份，免了多项苛捐杂税和其他潜规则费用，而且洋人拿了钱也还真办事，每艘船还会派兵护送航，如真的遇见危难，还会通过强硬的外交手段甚至军事手段解决，企业可以专心于生产经营。因而，聚福洋行在七年间资产就翻了一倍。到1941年法国被德国占领，双方停止合作，聚福洋行已经有五百万两的家底。
所以聚福洋行每年3万两银子买来的是什么？不仅是企业安全运营的保障，而是当时中国最缺，其实也是最基础的公民权利。给国家交税没好处，给洋人交费，至少真的能象正常人一样谋生啊。
不仅是内河省份的商人如此，沿海更甚。早在1904年的时候，福建厦门一带开往外埠的商船，十有八九已经挂洋旗。江苏官方设立了商船公会，专门劝人改挂清朝的龙旗，但是响应者寥寥。广东地方政府甚至在1907年下令原来挂龙旗所缴纳的50两税费一律豁免，以让商人不要再挂洋旗，这爱国都免费了，但是成效依然不大。
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给光绪的奏折中对于民间从洋教、挂洋旗的行为这样解读：“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高挂洋旗，士人入洋籍……”他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员，居然没有以“爱国”名义抨击民众，反而客观地点明了缘由。今天读来，是不是仍然觉得不过时？
不是人民要崇洋，不是人民不爱国，是人民真的不傻。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任你把爱国的幌子扯多高都没用。
西方有句谚语，人生只有两件事是无法避免的，死亡和纳税。作为公民，为自己的国家纳税是一种天然的义务。但是，但是，义务和权利必须是对等的。纳税的目的是什么？公民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组成国家，还要付出真金白银去供养政府，是为了换得应有的公民服务。这样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保障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如果我已经尽了公民的义务，却依然换不回应得的权利保障，爱你干什么呢？你算什么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冯玉祥所说的“辱国辱己”，我们可能会有更深的体会。能侮辱一个国家的，不是一个敢说真话的姑娘，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也不是只求安稳的良民。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国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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