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9年在中央党校的作业，记不起前几天为何与一位同行谈到了当今中国心理科学的发展问题，想起了之前放在自己QQ空间的这篇文章，找出来读了一遍，虽然觉得有些内容需要修改，但所述内容今天看来依然有感觉，拿来分享一下。
注：该文为9月份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的作业，实际上是想试图借这个作业机会整理一下这些年来对国内心理学发展的感性认识与体会，但写出来后自己也非常不满意，原因很简单，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也就没有作为一个科研论文来对待，不少观点自己都觉得偏激和肤浅。但写出来对于梳理自己的感性认识还是有帮助的，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如何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以心理科学的发展为例
本文观点主要是从本月所听的各类讲座和研讨为出发点，依据自己工作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结合自己的一些思考进行的，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毕竟时间短暂，想系统查阅资料并有目的地针对一些问题进行数据搜集和调研，还是比较困难的。
本次培训班为“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查阅了一下“哲学社会科学”一语的来源（见《粤海风》2007第五期，宣炳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中国语境”）：“‘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在1955年产生的时候就具有双重属性，即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学科概念……。90年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概念经常被学术界、学术管理部门与各级政府部门仍在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概念。”
从操作层面直观理解，显然，这次培训主要是针对以高校为主体、相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与教学而言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的人员，或者简单说就是文科的科研与教学骨干。目前普遍认可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包括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等。因此，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希望能够象近些年对自然科学进行大力扶持的情形一样，也想下大力气促进上述人文社会学科（或文科）的发展。
为什么在当前背景下提出这种倡议呢？广义而言，不需要问这样的理由，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它们各自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都经历过自己的繁荣和衰落。在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后的今天，随着国力的日益提升，无论提倡发展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很自然的。人文社会科学传承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能唤起国民的自尊、自强，有利于民众的亲和与认同，有利于国家的团结与安定。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化的范畴已经从经济全球化逐步扩展到科技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甚至政治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促进了人类进行包括东西方文化在内的各种深层沟通，要求在一种最符合人类学意义和最能兼顾当今世界多样化现实的理念的基础上，形成和谐合理的全球化社会发展的架构和行为规范，呼唤着新的人文精神。
狭义而言，应该说直接的动因，来自经受去年以来经过国际金融危机洗礼的世界经济在不同国家政治体制下的不同表现，来自我国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后，执政党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所需要的经验总结与反思。由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以美国为首的实行多党制民主政体的西方发达国家首当其冲，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与此相对照，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参与政体下的中国经济显示出强劲的抗风险能力。这种强烈的体制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引发了全球对“中国模式”或“北京模式”的关注。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清晰、明确的执政思路和理论体系，执政能力明显提高，执政信心大大增强，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人文社会科学注重探讨与人类生存、发展、幸福有关的价值与意义，有助于营造一个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环境。因此，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顺应了我国当前时代发展的需要。
一般意义上说，哲学社会科学包含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沉淀的精神文化为对象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前者主要研究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即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及其所积淀下来的精神文化，涵盖的科学包括文、史、哲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社会科学更多地是研究客观的人类社会而外在于具体的个人及其主观世界，涵盖的科学主要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人类社会是由具体的人类个体所构成，人类个体也无法脱离一定的人类社会而存在，也就是说，“人”与“社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科学。心理学主要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即使部分领域涉及动物心理，最终也是为了研究人类的心理与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既包括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也包括群体的心理与行为。从这一点上说，心理学也兼具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因此，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包括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心理科学。
下面具体谈一下繁荣和发展我国心理科学的意见与建议。这些意见与建议主要是基于多年来本人在所从事领域内所思、所见、所想，多是基于感性认识，有些稍微宏观，有些比较具体，有些比较偏激，有些甚至缺乏足够的依据和深入思考，仅代表个人观点。
（一）以问题为导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心理学理论体系
这里说的是心理学的发展方向的问题，为什么提这个问题？让我们从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过去与现状来看。
人类最早的心理学思想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一书，被认为是最早的心理学专著。从远古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以至到19世纪中叶，对心理的探索与研究都是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下自发的或不自觉的探索，夹杂在对哲学和神学的研究中。心理学的真正历史是从德国心理学家冯特187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开始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其标志是实证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到心理现象的研究中。科学的心理学至今为止虽然只有短暂的130年，发展却是惊人的。从早期的构造主义、机能主义、精神分析、格式塔、行为主义到现在的认知主义学派，各自确立了不同的心理研究对象、范围、性质、内容及方法。由于心理学在当今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２１世纪重点发展建设的学科之一。
中国历代许多思想家曾对心理问题作过不少论述。但心理学在中国不是由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直接演化来的，而是由西方心理学传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20世纪初期至解放前，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典型的是通过翻译、引进西方心理学的论著、教学与研究体系，逐步过渡到建立自己的心理学体系，粗一点说，这个时期的心理学体系带有浓厚的西方式体系架构。建国后，政治的因素过多地深入到心理学研究中来，心理学工作者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和巴甫洛夫学说以及苏联心理学，试图改造西方的心理学，心理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文革期间心理学的研究限于全面停顿。直至打倒“四人帮”后，经过恢复又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首先恢复并建立了心理学的专业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学术杂志等，同时也开始与国际心理学界交往，１９７９年中国心理学会申请加入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并于１９８０年７月正式讨论通过为第４４个会员学会。中国心理学在整个８０年代和步入９０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心理学各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科研和教学工作逐步稳定发展。尤其最近这十年是中国心理学大跨越发展的时期，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心理学的研究与教学机构迅速扩展。90年代之前，国内仅有5所院校有心理学系，到现在为止，据有关资料，全国大约有200多所高校设立心理学系或专业招收心理专业的学生，这种扩展速度呈爆炸式的增长。
第二，心理学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一方面，心理学工作者出版了大量的心理学著作，另一方面，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国外尤其是西方心理学著作，甚至一些国外的原版著作直接就在国内出版。
第三，心理学研究的资源投入大量增加。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近些年许多院校购买了昂贵的以认知神经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研究与教学设备，这些设备投入与以往相比是一个天文数字；科研基金的数量迅速增加，以自然科学基金为例，以往一项基金项目很少有超过十万元的，现在有些项目可以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第四，对心理学的需求前所未有。这一点在许多方面也同样都有所表现，如心理咨询、人员选拔、消费心理、广告心理、服装心理、体育心理、婚姻心理、军事心理、司法犯罪心理等等。仅以心理咨询为例，大约十年前，据有关部门统计，国内从事心理咨询职业的人员就已经超过5万人，即使今天，加起来受过心理学本科专业训练的人也不见得有这么多。这反映了人们对心理学的需求是多么的迫切。按照教育部近些年的要求，大中小学都要设立专门的心理辅导与咨询机构；许多医院专门设立了心理门诊；电视台、广播电台有专门的心理热线；社会上有专门的心理训练与咨询机构。
现在将话题拉回到开始提出的问题上。一个学科为什么要发展？（why）发展什么？（what）怎么发展？（how）。这几个问题不但是一个学科诞生之初需要回答的，也是在发展过程中时刻都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有一个世纪有余了，我们做了什么、做得怎样、今后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等，急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给出客观、中肯的评价，也需要我们正确判断和把握当前的学科动态与趋势，参与并引领世界心理学发展的方向和节奏。但是，这些问题既宏观也抽象，既需要对中国心理学目前的发展现状有准确的把握，也需要有深入、深刻的思考。笔者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现状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多数时间在模仿和跟随，没有形成成熟的独立学科体系。从上面介绍的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短暂历史看，可以简单地说，我们的心理学发展经历了照搬西方——照搬苏联——模仿西方的一个脉络。随着社会对心理学需求的不断增加，随着国家交往的增多，随着各学科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始出现寻求中国自己的心理学体系的要求。为什么要形成中国自己的心理学体系？不可否认，人的心理是在遗传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人类的心理发展规律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共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将心比心。但是，环境是心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心理存在着差异性和独特性。数千年的中国文化造就了独特的中国人的心理，也只有中国人最有可能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特的心理发展规律。因此，中国的心理学发展呼唤着本土化，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是世界心理学领域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整体学术素养、素质不高。中国心理学的学术水平怎样？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笔者肯定我们这些年取得的成就，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来稍微窥视一下。什么叫最高水平？思想与成就，也就是有被国际权威人士普遍认可的有较大影响的理论观点或发现。标准虽然抽象，仍可以根据一些具体化指标来评价，如在权威的Science或Nature等杂志上有文章发表或有被某一领域权威人士所看重的理论与发现，可以说除极个别学者外（如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陈霖院士，严格意义上他不属于纯粹的心理学工作者），几乎很少能听得到中国学者的声音或名字。但是，更重要的是处于庞大中间层的心理学工作者水平如何？这个层次的水平是我国心理学将来厚积薄发的中坚力量。不可否认，我国心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在过去十年呈加速趋势，仅心理学博士授权点就从早期的4、5个发展到今天的二十多个，博士生的数量成倍增加，使得多数设立于省属师范院校的心理学系或专业都可以招收心理学的博士生，而这些系或专业具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教师数量也大为增加。相应地，学生的培养质量也随之提高。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我们在这种学科点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的大跃进，增加的数量是以质量的下降为代价的。最大的后果是所谓的高层次人才继续培养更多的所谓的高层次人才，会造成一种人才素质大幅度提高的假象，这种自我安慰似的人才素质提高最终会从根本上损害真正的人才素质的提高。我们的心理学中间层人才素质怎样呢？可以从不一定全面的基本素质检验入手来考察。心理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方法的掌握是一个关键，在这些方法中，以心理学的研究设计和心理学的数据统计分析为最关键。无论是当初照搬西方的心理学还是当今心理学发展的前沿学科，技术与方法在心理学研究的层次和水平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两方面是从事心理学任何领域的工作者都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对应用物理方法、生理方法研究心理学极为重视，这种思想对后来中国的心理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国内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稍微有一点实力的机构都购置了昂贵的仪器设备。若以心理学研究设计、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及相关技术的掌握水平为判断依据，笔者的感觉是非常的不乐观。例如，在近几年全国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的心理学基础综合试卷中，甚至出现过明显是来自某一所学校的几十位考生在回答一个简单的心理学统计问题时，将F分布的实测F值与差异显著性水平P值进行直接比较的笑话。
第三，心理学对我国当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力度不大。一门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既可以体现在对现象的描述或解释方面，也可以直接体现在对社会发展的应用方面。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在应用领域做了不少工作，这一点也应首先肯定。但是，与心理学技术和应用发达的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就以多数人熟悉的心理咨询为例，我国目前还没有能够形成培养具有与国际水平相应的从事心理咨询专业的机构，这也意味着，尽管有这么多人口，对心理咨询有这么大的需求，我们并没有足够的、高水平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从事心理咨询的专门人员。从前几年的“非典”到去年的“5.12”地震，尽管有许多心理学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也得到了社会的欢迎，但实效性乏善可陈。再如心理测验，美国有几千种心理测验工具在应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得到权威认可的、广泛普及的本土化的心理测验工具，一些权威的心理测验工具几乎都是修订国外的，即使这样，在加入WTO后，受限于知识版权，也被大大限制使用。教育应该是心理学大显身手的领域，不少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人员也确实做出过一些有特色的发现，但是，很奇怪的是，心理学好像很少在教育领域产生过什么大的影响。比如，思想品德教育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必须依据人的心理发展规律，好像这样的问题今天才逐渐被认识到；全国数量众多的奥数培训班培训了那么多的学生，好像今天才认识到只有少部分人有数学发展的潜力或天赋；社会上有数量众多的开发儿童智力的培训班，却很少有大规模的中小学运用心理学工作者的发现去培养和开发学生的智力；“情绪智力”（或叫EQ）在社会上几乎家喻户晓，学校里却只听雷声没见行动；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为止，健全的人格养成只停留在敷衍了事的开几节游戏课或将学科成绩百分制转换成等级制等方面。国家这几年在如何使心理学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一些较大的投入举动，如“211”、“985”、“攀登计划”、各类支撑项目、专项基金等等，每个项目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但是效果怎样呢？这也是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不是我们的心理学工作者不尽力，更多的在于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就像一个长期挨饿的人，注意力都放在怎样填饱肚子上，当饥饿问题突然解决了，才发现应该好好去想怎样把活干好。
因此，中国的心理学发展到今天，借鉴和继承传统给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我们调整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笔者认为，一是立足社会发展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二是立足本土化，在研究和借鉴国外心理学的前提下，大力研究本民族的心理学。为什么这么讲？
第一，问题导向的必要性。从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长河看，一门学科或者一门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生产的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提出了迫切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为人类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创造了充分条件，推动着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大发展，反过来，这些发展成果又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学者，自然强调学术研究的自由性，但这种自由一方面产生于内心，更多的则服从于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心理科学在我国的发展，无论照搬国外还是模仿国外，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当时历史条件的约束。但是发展到今天，是不是该我们抬起头来看一看自己的脚步走得怎样的时候了？笔者的感觉，尽管我们的同行不乏对形势有睿智认识者，但更多的对心理学的发展方向没有很好的把握，到处乱闯。这种状况原因固然很多，但对国家与社会对心理学的需求认识不清与不足有更大的关系。“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出发，我们的心理学发展是否满足了当前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了呢？显然，前面谈到了心理咨询、心理测验、学校教育等等都有大量的需求和问题要求满足和解决，而我们并不能给与充分的、满意的满足或解决，其他心理学领域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方面是大量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科研部门角色的本末倒置、科研评价机制的导向、心理学工作者自身的价值取向与浮躁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笔者想强调的是，改变这种局面的一个具体措施就是问题导向，即以社会和国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为导向，确立心理科学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地位与作用。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样的倡导是另一次的实用主义号召，会弱化基础科学的研究。但笔者认为，基础与应用从来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协调的。一方面，指向问题的应用研究可以有至少两种途径入手：第一，从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入手，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科学层面，明确这些有效方法的内在机理，其结果既研究了问题的应用层面，也研究了基础层面；第二，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也可以从基础问题的解决开始，逐渐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实践层面，同样既研究了问题的应用层面，也研究了基础层面。另一方面，以实际问题来引导学科的科研方向应是一个学科大部分时间发展的主旋律，但并不排斥在有些时候处于萌芽状态的、尚无法知晓最终用处的学术研究，甚至在有些时候这样的研究大量存在。怎样推动问题导向来引领心理学科的发展方向？应该肯定的是，国家的科研管理部门在近些年还是花费了不少心思的。但笔者的感觉，对问题的发现、征集与认识，应该在更广大的范围、以更民主的方式开展。既有自上而下的有意识引导，也应该有自下而上的呼声。这样的工作不但要有形式，更要有有效的内容，确保实效性，比如，从哪些渠道可以有效地获得大量的问题？大量的问题搜集上来，怎样判断哪些是科学的、有价值的、重要的、急迫的、有现实可能性的问题？如何组织有效的对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案的论证？如何确保研究队伍避免功利性的、形式化的研究动机等等。
第二，立足本土化的重要性。
本土化研究最早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主张用本土人的眼光、以本土人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制度为依据研究本土人，而不带有研究者自己民族与文化色彩。或者说是一种“用当地人经过当地文化、历史、社会、环境的浸润之后的心理及行为表现方法及方式来观察及研究当地人”的研究态度和做法。目前世界上尚无一个公认的适用于解释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中人的心理的“心理学”，照搬和模仿西方的心理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因此，中国的心理学需要立足于中国人的心理事实开展研究，正确理解和把握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心理现象并抽象概括出一般规律。港台的学者（如杨国枢、杨中芳等）比较早地提出了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问题，近些年，港台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研究工作（如“关系”的研究）。但是，由于政治的、历史的原因，人口众多的中国大陆人的心理与港、澳、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心理在有着共同性的前提下，更多地表现出差异性，大陆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种本土化研究只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小的范畴或领域，实质上则不然。不要说那些带有明显文化和地域色彩的心理学领域研究如人格、情感、群体心理等等，即使在心理学的基础研究领域，依然表现出明显的本土化特点，如在基本的认知过程诸如感知觉、注意、记忆、语言、思维等方面，民族的特点仍然很明显，如香港大学谭立海教授发现的中国人汉语加工的特定区域，正因为这种汉语加工的独特性，该发现被刊登在Nature杂志上，获得国际关注。实际上，在本土化心理研究方面我们有大量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去做，比如，我们至今没有准确的有关不同年龄段中国人基本认知过程的发展曲线、情绪情感、人格发展的年龄特征曲线，这些基本的数据是科学地进行个体智力开发与人格培养的重要依据。这些问题只能靠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来完成。目前在这些领域的理论构建主要来自西方，显然，作为环境产物的人的心理，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下生活着的中国人的心理，很难用西方的心理学理论给予恰当解释。
（二）建立科学、客观、有效的科研评价机制
评价机制对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对科研人员做什么科研、怎样做科研起着“指挥棒”的作用，体现了科研工作者科研价值的追求取向。完善的科研评价机制是为科学研究活动营造一种良好环境氛围的关键，有利于推动国内外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促进科技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科研的质量。
现行科研评价机制存在着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如机械地追求数量，忽视了质量和水平，导致学风浮躁、低层次重复研究、团队协作氛围不够、科学创新精神不足、高质量重大科研成果不多；评价方式出现了重人情、轻规则，忽视了科研的艰难性，忽略了科研的本质意义；科研成果的激励制度过于物质化和利益化，导致一些耗时且成效慢的基础性项目乏人问津；评价机构难以保持客观中立，容易局限在“小圈子”内自己人评自己人，导致成果评价的公正性容易受到质疑等等。
上述这些问题，无论对于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多少都能有一些了解。这些年许多高校在科研评价体制进行的艰难改革也反映了这一问题解决的困难程度。究竟难在哪里？广义上说，评价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行业，并不是科研行业所独有。为什么难做？笔者认为，就被评价者而言，评价就是对他们价值大小的称量，称量的结果关系到他们的根本利益甚至尊严，而利益（甚至包括尊严）关系到基本的生存，关系到生存的质量。这就要求评价必须或不得不准确、公正。准确、公正的评价建立在被大家都能接受的合理法则或规则基础上。而合理的法则或规则要求被评价的人或事具有清晰、明确的属性。遗憾的是，不同的科研成果的价值之间的清晰性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是难题所在。显然，反过来，对于一个缺乏清晰、明确属性的对象，很难建立起被大家所接受的合理法则或规则。没有合理的法则或规则，就很难进行公正、准确的评价。比如，一个学科的学术杂志常常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这种等级的划分有的时候还算过得去，但将高一层次刊物的1篇论文转化成相当于低一层次3、4、或5篇论文的水平，是很难说出合理的根据的。再如，一个教授一年必须至少在某一层次刊物发表1、2或3篇论文，若一个教授连续2或3年没发1篇，或许第5年可能会发表论文，这个教授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被除名了。这就意味着从建立这种科研评价机制开始，就注定难以做到绝对的科学、公正、合理，遭遇指责和责难是很自然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建立的评价机制不可避免地反映着评价者的价值取向，即评价者以什么为“重”，而价值的取向引导着被评价者的行为。从这一点上说，由评价机制所导致的科研质量问题，评价机制的制定者难辞其咎。显然，评价机制的制定者是影响评价体制合理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提高制定者的素质就成为一个重要途径。怎样提高？笔者认为，尽管可关注的因素很多，但有三点尤为重要：
第一，评价者的评价理念。也可以说是评价的指导思想。这就涉及到建立评价机制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不然。有的人会说，评价是管理者进行“按劳取酬”管理的依据。是的，这是建立评价机制的基本目的。但仅有此种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例如，人的能力有大小，这是客观存在的，依据这种理念建立的评价机制，评价者会觉得能力不同的人获得不同的酬劳是天经地义的、公正的，有的人则认为，这对于那些能力不高但尽了自己最大努力的人是一种伤害；有的人认为，评价制度是为了奖勤罚懒，否则就不足以调动人的潜力，而有的管理者则认为，人都是有自我实现需要的，评价仅仅是被评价者衡量自我实现的一个尺度。显然，渗透于评价机制中的评价者的理念差异，导致的是不同的价值取向。比如，这些年SCI成为许多高校评价其科研水平的主要指标，“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百人计划”等等，SCI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因子成为衡量申请者科研水平的重要依据。按照这种规则，完全可以计算出获得中科院院士资格需要几篇影响因子为多少的SCI论文。再极端一点，也可以计算出获得诺贝尔奖需要几篇影响因子为多少的SCI论文。诺贝尔奖的评选规则是这样吗？正如笔者前面所言，科研成果价值之间清晰性存在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建立公正、准确的评价机制的困难程度。因此，那种抱有建立绝对公正、合理的评价机制理念的制定者，注定是一个很难达成目标的理想主义者。在此种前提下，评价机制制定者的理念或价值取向或指导思想就成了引导科研工作者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自然就成为科研工作的重要指导纲领。
第二，评价者的构成。既指评价机制的制定者也指实施评价机制的评价者。笔者当然强调评价者构成的广泛性，但更强调被评价者应该成为其中的主体。这反映的是一项制度建设的民主参与程度问题，显然，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价值取向的被评价者在制定评价机制时的参与程度越高，评价机制的群众基础就越广泛，被认可的程度就越高，推行起来的难度就越小。某种程度上说，评价机制就是被评价者之间达成的进行彼此比较的一种契约。因此，评价机制的民主制度建设是评价机制顺利推行的重要保障。
第三，评价的程序公正性。前面已经谈到，评价机制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由于科研成果本身的模糊性而难以得到圆满解决。因此，评价的程序公正性就成了另一个追求的目标。潜在的含义就是说，即使对于一个并不一定合理的妥协的规则，至少保证对于所有被评价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与法律上的程序正义异曲同工。怎样做到这一点？很简单，公开、透明。虽然这个要求并不高，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一直都是一种奢望。对于评价机制的实施者来说，需要的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开阔胸襟和勇气，取决于主观意愿。
上述关于心理科学繁荣与发展的分析是作者的肤浅之见，限于篇幅，就谈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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