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已经整整过去六十年了。1957年五六月，以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以及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社论为起点，毛泽东发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正式转变为全面反击乃至打压右派知识分子，既给现代中国造成难以弥合的伤痛，又为文革爆发准备了条件。
2016年文革爆发50周年时，《人民日报》曾发文称：“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中共官方显然对这场国家之痛刻骨铭心，但文革并非一天炼成的，要反思文革，就必须从反思反右的悲剧开始。
反右运动成为知识分子的噩梦(图源：VCG)
反右爆发的客观环境
1956年中共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又发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知识分子说：“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如果抛开后来的悲剧不谈，这其实是一种有诚意的立场，也符合思想文化领域的自身发展规律，理应为今天中共文宣系统所借监。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1957年五六月，中共迅速将此转变为一场反右运动。根据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分子552，877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中共决策者的主观原因之外，其实至少还有两个客观原因。一方面当时的中共政权建立不久，面临着复杂的内外形势。对内中共建立政权的时间很短，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对外中共不仅面临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压力，还被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孤立。
当时正值冷战初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Dulles）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并说：““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美国强调的意识形态攻势，令当时新建立的中共政权一直处于神经高度紧张之中，那会儿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同时，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一直在台湾策划反攻大陆的时机。在此情况下，毛泽东难免会神经过敏，对政权安全过度紧张。
另一方面，信奉无产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共在建国初期一直将知识分子视为有待被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处于自己人和敌人的中间地带。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很显然，中共传统的认知中，小资产阶级虽然不同于资产阶级，但也显然不属于“自己人”，并且有可能演变为“敌人”。
这在中共极左思潮尚不是太强烈的国共内战时期，加之出于统战知识分子一致斗争国民党的需要，中共将知识分子看成盟友，但随着1949年共产党政权在大陆的建立，知识分子则更多被当作改造对象，甚至被防范。比如，1957年毛泽东就曾表示：“现在我们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呢？大概有五百万这样一个数目，其中学校有二百万人，这批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受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言外之意不言而喻。正是因为这一点，再加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及中共决策层的错误判断，最终酿成反右。
胡耀邦曾推动给右派平反(图源：VCG)
伤痛和教训
后来的历史证明，反右运动的教训十分惨痛。在划定右派分子的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绝大多数人被冤枉。即便根据中共官方统计数据，被错划为右派的有533，222人，占总人数97％，也是一个极其令人震惊的数据，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比如，在反右运动中受冤的着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面对中共建政后人口的井喷式增长，马寅初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担忧。1957年7月5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一文，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主张。不幸的是，这么一个纯粹技术性的问题，却被进行了政治化解读。1957年至1959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三篇涉及批评马寅初的文章，第一篇即题为《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而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了广泛批判，他本人更是被轮番批斗。
马寅初的情况还只是数十万例子中的一个，在当时比马寅初更悲惨的例子数不胜数，很多知识分子，因为响应政府号召，都中了毛泽东后来自己亲口承认了的“阳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为此后爆发的大跃进、文革等埋下了灾难性的伏笔。在文革结束后，很多人都在反思，如果1956年不发生反右悲剧，如果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和言论环境没有被严厉管制到近乎毁灭的地步，不仅不会造成反右的灾难，而且大跃进、文革等也难以爆发，也就不会在今天，很多人还揪着这笔历史账不放，让这段黑暗经历，成为中共执政不堪回首的历史。当然，历史从来不能假设，文革在今天也难有再次爆发的土壤，但历史教训不可不察。
回首历史，中国必须吸取教训，重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要学会好好和知识分子相处，清楚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对知识分子的独立见解和批判性，要持以最宽容的开放态度。古往今来，“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品质和人格。受传统文化熏陶了两千多年的知识分子，一直肩负着对社会进行监督和批判的社会责任。曾子以“士不可以不弘毅”来自励，宋人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劝诫读书人，当然更多人则以人们非常熟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表达知识分子的理想。正是在这种道德理想和社会担当作用下，知识分子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
至于中共，无论是其成立、发展，还是后来革命成功建立政权和改革、建设的过程中，都离不开知识分子。中共成立时，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以及当时全国所有的53名党员，无一例外都是知识分子。毛泽东更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具有法国留学经验的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是知识分子，对于中西方文化有着深入认识的习近平也是知识分子。中共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般成就，都离不开知识分子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既然如此，在今天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正日益带领中国融入世界的中共，再也不能像六十年前那样犯下反右错误，而是必须学会以史为鉴，重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将“专政”转换为“执政”，学会与知识分子沟通交流，让他们说话，天塌不下来。唯有这样，才是对反右六十年最好的纪念，也才有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和现代化治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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