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即古代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是一个自宋代以后就争论不休的千古难题。宋代，欧阳修与司马光引发了中国科举史上有关南北举额分配的首次争论。到了明初，洪武三十年，会试发榜，共录取52名贡士，无一不是江南的考生，北方举子统统落选。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生，全国按统一标准取士，势必使国家政治生活完全由少数几个教育发达省份的士人垄断，则国家政治基础岌岌可危，基于此，明太祖开始了南北分卷取人制度。清代统治者为了统合南北差异，以均衡各地的科名数额来达到政治势力的合理分配、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对乡、会试中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会试中额初承明制，分南、北、中卷，顺治十二年（1655年），将中卷并入南、北卷。此后中卷屡分屡并，有时甚至在南、北、中卷内再分为左、右分别录取。或者专取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各编字号，分别取中。人文水平较高地区的士子为了减少竞争，增加中额机会，纷纷冒充边远地区籍贯参加考试，这被称为“冒籍”。当时，“冒籍”现象已大为猖獗，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为了维护科举考试的区域公平、保证国家的安定团结，政府只能采取强制性的手段来防止“冒籍”事件的发生。然而，只要地区间存在文化教育水平的差距、实行区域定额录取制度，“冒籍”就不可能完全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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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經福建督、撫題準入學定額，台廈道兼理學政主持科舉考試。由於台灣土地新辟，文教初開，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禮部又允准福建陸路提督張雲翼之題請，照甘肅、寧夏例，為台灣生員參加鄉試設立保障名額， ...
清初台灣一府三縣的漢人總數不過3萬餘人，與台灣府、縣各學所設進學名額相比，人少額多。
早期台灣居民熱衷農商，漠視科舉導致屢困科場的漳、泉學子赴台灣冒籍應考的事例屢見不鮮。這種情形直到乾隆年間都無大改觀。
最初，台灣地方官員對冒籍考試行為態度暖昧，甚至採取持默許、鼓勵的態度，以便借吸引大陸科舉移民提升當地文化教育水平。
到乾隆中期，台灣文化教育事業有很大進步。當地學子對學額為冒籍所占甚為不滿，開始抵制冒籍行為。乾隆二十年（1755年），諸羅縣文廟竣工落成之際，闔邑紳士針對普遍的冒籍行為，自發訂立了《嚴禁冒籍應考條例》，並在文廟前立碑明示。同時公議將廟外壙地甲余，蹼佃耕作，年收稅銀，充作清厘冒籍頂考的公費。每年議舉二人，專司收稅公用，上下輪流，不得混冒--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我是左派，我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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