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阿联酋航空为奉行“一中政策”，要求台籍空服员改戴五星红旗标志的胸针，在台湾内部引起轩然大波。 事后，台湾外交部向阿联酋航空总部交涉，表达严正立场。
针对此事件， 虽然蓝绿阵营共同“捍卫中华民国”的立场看似变成了最大公约数，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以及台湾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当台湾社会存在着身份认同的分野，对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诠释必然是南辕北辙、各说各话。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新闻事件，却折射了台湾人身份构建的多元与复杂。
图为阿联酋航空客机（图源：VCG）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曾指出: “认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者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我们不同于你，或者我们不同于他们”。
作为一种多面向的集体的身份认同，伴随台湾社会环境和两岸关系的变迁，所谓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在自觉或不自觉间构建起来的心理价值。其最原始的意义是基于爱乡爱土的地域认同。但是身份的认同内涵离不开台湾当下的国际地位和两岸关系的客观现实。
两蒋时代，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占据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直到1970年，台湾还有65个邦交国。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氛围下，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成为台湾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普遍共识，因此自然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诠释为代表中国的象征。
但不可否认的是，台湾光复以后，长期与中国大陆的隔绝，加之日据时代“皇民化”教育的影响，这种排他性的心理建立起一种视国民党为“外来政权”的区隔认同。这也为解严以后，台湾日益凸显的省籍对立、国族认同矛盾埋下了伏笔。
历经历史变迁被不同诠释的中华民国国旗（图源：中央社）
而随着台湾民主化的开启，带着对“台湾人出头天”的渴望心理，伴随蓝绿选举政治格局的初步底定，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又受到“国家认同”的情绪渲染。
1990年代后，由于台湾人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在国际上“失去了他人的认可”，这就不能不对一般民众的认同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此政治氛围下，中华民国国旗又变成了国民党威权体制的象征以及诠释台湾主体性的障碍，招致反对者的唾弃与挞伐。
可以说对中华民国国旗的诠释成为台湾人几十年来“身份认同”异变的表征，它受到台湾内外社会客观环境的形塑影响，当“国、民”两党的政治格局逐步形成，其内涵也发生着激烈地冲突与重组。这种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既有渴望“台湾人出头天”反对威权压制的内在动因，也受到本土化意识日俱的政治氛围的影响。
还是以这次更换胸针事件为例，或许面对对岸捍卫中华民国国旗成为不分蓝绿的最大公约数，但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和两岸的客观现实，“一致对外”并不能解决台湾内部形成的对身份、国族认同的各说各话。“一面国旗各自表述”凸显了类似问题在不同族群、不同意识形态的台湾人中间的矛盾与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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