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哲事件发生至今已近百日，北京5月下旬才对外说明李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且已隔离监禁多日，在两岸关系进入冷和阶段，李案的发展过程既敏感又诡谲，整件事情已不只是两岸问题，更是国际关注的人权焦点，未来会如何发展实让人担忧。
不久前，国台办回答记者有关六四议题时表示「只有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便可了解，北京有意藉此警告外界「不要」介入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议题，同时也让中国维权人士知道和境外势力勾结的风险及代价；中方对于外国及境外势力涉入的敏感态度，尤其十九大年底即将召开，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小事化大且更为险峻。
日前，李明哲的妻子李净瑜表示「不考虑聘请任何中国律师」，她认为中国法庭不文明也不具法制化，因而毫无信心，所以只能「紧紧的抱住文明社会的普世人权价值」来回应。对此，部分舆论不认同李妻的「高调救夫」，认为此刻应「低调营救」才是正确；笔者十分同情李妻营救夫婿的心境，也对中国野蛮行径深感不满，李妻以人权价值高度来诉诸营救的无奈，让人佩服又不捨。
于情理来说，北京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为拘捕理由，这已是威权体制滥用政治心证的藉口，北京是否会因人权高度及国际社会舆论而退让？笔者对此仍存疑虑，且不持任何期待。
法理恐是最后防线
从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在侦查期间，家属自己是没有担任辩护人的资格，就连在押时的会见和通信安排、不受监听的权利、了解案情进度、调阅案卷宗等权利都加以限制甚至禁止，唯只能透过委託律师担当辩护工作，可供家属参考并提供协助的途径相当有限，又加上对中国法律十分陌生，纵然可以探视当事人，但法律上的辩护资格只能是中国的执业律师；换言之，李明哲事件的现况，或许律师与起诉单位之间的法律攻防，可能才不会让这场政治剧由中国主导，至少能对当事人的基本人身安全有所保障。
据悉，近期也有十多名日本人士因政治意识被中国关押，最后因採低调处理态度而陆续获释。
相较于此，笔者以为，虽然李妻及其亲友诉诸人权高度及国际声援的方式并无不妥，但若能结合法律面的配合，以及从我政府在有限渠道中配合协助，或许能让李明哲事件在社会舆论和人身保护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也不失为人权工作的基本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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