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5)

给不给农民自由？—七千人大会：谁应对灾难负责？—开不开“九大”？—“包产到户”：中共高层的分歧—刘少奇成一批人的领袖—北戴河会议—“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1962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给不给农民自由？

“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1]这是马克思的教义之一。如果农民反对这样做，共产党是否应当用专政的办法逼使农民就范？马克思未置答案，而在苏联，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作为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当然也要这样做。1959年，他对副总理李先念说过：“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2]要实行社会主义，就不能给农民自由。为了实行社会主义，就要采取强制手段。

但是，在饥馑遍布全国的当头，许多中共干部醒过来，明白继续按毛泽东的左调行事不会有好结果。他们从此不再将毛的指示奉为圣旨，甚至走上了与毛的极左路线对抗的道路。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积极份子，安徽大量饿死人，他应负首要责任。但是在那之后，他的确变了。1960年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到安徽，在宿县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现在保命要紧”。曾希圣经过反复酝酿，于8月间在全省的地、县委第一书记会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将土地划出一部份给农民，让农民专种口粮，自种自吃。由于人多地少，口粮占产粮的一半以上，如果将种口粮的土地分给各户，那么公社的土地至少要分掉一半，公社也就名存实亡了。“保命田”通不过，曾又在省委内提出：“是不是可以试行‘井田制’，井字中间的土地集体耕种，交公粮，井字周围的土地由农民自种自吃。”但是这也等于革了人民公社的命，还是通不过。[3]曾无可奈何，只得提议搞“包产”：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但这样仅将矛盾下放到小组，评工记分时冲突不断，问题并没解决。

12月，曾希圣终于想到了“户”这个单位：各户社员向生产队承包耕地。由于“包产到户”（各户承包耕地，上交所包的定额后，余粮归个人支配）是个禁区，早在1957年就有干部因搞“包产到户”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所以曾希圣不敢公然实行“包产到户”。

经几次易名，他搞出了一个“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简称“责任田”的办法：社员向生产队承包耕地，田间耕作各尽其责，收获的粮食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按产量折合成工分计算收入。

1961年3月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制，并强调“它不同于包产到户”。毛听了曾的汇报，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是一件大事。”向毛汇报后，他立即打电话回省，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4]安徽省委决定立即全面推行责任田制度。

但会议尚未结束，毛泽东就改变了主意。他让曾希圣的顶头上司、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转告：责任田只可在“小范围内试验。”但曾不予理会。四、五月间，柯又说那是“方向性错误，不能在全省推广”，曾仍认为“没有错”。到八月，全省四分之三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制度，“当年底已达到了91.1%。”[5]这期间，刘少奇、邓小平曾直接派人赴安徽调查。当派去的人回京汇报说柯庆施指责“责任田是方向性错误”时，邓小平大为光火，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6]当时，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多已明白，农民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不行，多少得给农民一点自由。

1960年5月16日，湖南澧县闸口公社一位自称“读过几天私塾，水平不高”的老百姓写了一封致“尊敬的中央领导”的控诉信。信里写道：敬爱的首长，我们今天的生活真是苦极了。我们这里饿死的人太多了，哪个生产队都有上百的人饿死。……还有的人偷偷吃死人，有吃死尸的，有吃逃荒死在路上的，还有吃活人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们公社就发现了好几起吃人的事，让人听起来就寒心！

……我想，这都是公社化以后的事。一是公社化，土地归公，吃饭食堂，干部有权，作威作福，他们吃肉喝酒，社员吃糠咽菜。二是粮食征购，上交太多，社员吃不饱，生产没积极性。我们在湖区山区讨荒时看到，边远人少的地方，公社管不到，社员偷偷在山野、湖滩种一点地，收的粮食能活命。我就是饿倒湖滩，让人救起后，才产生这一想法的。

领导上只要能开恩，让我们种一点自留地，子孙后代都会念共产党大恩大德的。政策不变，只怕拖不了两年，人都会饿死的。[7]中共中央领导人知道全国农民的呼声：把“自留地”还给农民。

1961年7月，刘少奇在黑龙江省视察时说：“你们自留地，现在要搞到每人五分，那四口之家就是二亩地，可以饿不死了。”[8]另一位副主席陈云也说：“农民有了自留地，就放心了，不会饿死人了。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9]出身于农家的党的副主席朱德说得更干脆：“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10]第二是借地给农民。1961年陶铸升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后便支持借地给农民。河南省借地面积的幅度在总耕地的20～30%之间。有人担心这样会导致资本主义，陶铸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11]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派工作组到河南去调查借地政策。工作组报告说：“无论灾区队还是生产好的队，都受到群众的欢迎，认为这是‘救命地’、‘保身地’、‘口粮地’。”[12]第三是解散人民公社的食堂。

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6月，毛泽东曾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表示“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13]但是，在庐山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7月初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到其家乡无为县检查工作时发现，许多乡亲已经饿死。他应农民的要求，开放自由市场，解散了六千多个公社食堂。情况报告到庐山毛泽东那里，正好成为靶子。毛指张为“混进党内的投机份子”，“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14]庐山会议后张被批判，进了合肥西郊的和尚岗监狱。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发动了“反右倾”运动。紧跟毛泽东的贵州省委收回社员自留地，将所有粮食集中到食堂，不许社员自行开伙，并于1960年2月给中央送上一份报告，说公社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15]毛泽东大为称赞，说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16]几亿农民又被赶进了公社食堂。中国人从没见过的大灾难就此蔓延开去，再也无法收拾。

千万农民死亡之后，到了1961年3月下旬，毛泽东才派胡乔木为首的工作组到他老家湘潭县韶山冲和毛的外婆家湘乡县大坪村搞调查。毛的表弟文冬生在社员座谈会上说：“（食堂）再办下去，人会死光﹗”[17]在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决定采取守势，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18]这次会议决定解散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结束搞了近三年、害死无数人命的大锅饭。

但是，有一点是毛泽东要坚持到底，决不回头的。这就是“集体生产”。在短暂的退却之后，到1961年秋，毛见在刘、邓支持下，各省或派人去安徽“取经”，或省委书记亲自在本省推广安徽搞“责任田”的经验，便不再容忍了。

1961年12月，曾希圣到江苏无锡向毛汇报工作。此时中央已决定将农村核算收入、分配的基本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毛问曾：“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使否还要搞责任田？”[19]“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变过来？”毛认为农民已有口饭吃，饿不死了，“责任田”即可废除，回到集体生产上来。大集体（生产大队）不行，至少也要维持一个小集体（生产队）。但曾希圣已不是三年前紧跟毛搞大跃进的曾希圣了。他回答毛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20]毛泽东当时未予回答，但是在一个多月以后的“七千人大会”上把曾希圣抛出，打倒了。

毛泽东打的是曾希圣，目标却是刘少奇。他知道，若无刘、邓支持，曾希圣断不敢不纠正“责任田”；若无刘、邓支持，各省断不会跟着安徽搞“责任田”。

“七千人大会”：谁应对灾难负责？

196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主要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起因于各省领导人看到，谁大跃进积极交粮食多谁饿死人多，最后谁吃亏，于是都不再唯中央指示是从。中央要上调农产品、分配征购指标，各省讨价还价，不愿执行。因此会议的宗旨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推动征购”，解决各地“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的问题。[21]1962年1月11日开始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主题很快遭到各省与会者的抵制。他们对“反对分散主义”提出异议，会议很快偏离原定议题，改成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工作。

在大会上彭真首先挑出产生灾难的责任问题。

彭真是有备而来的。1961年11月，他曾指示北京市委由邓拓负责，查看自1958年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发的文件中有什么问题。他说：“这几年……有天灾，不是主要的，根本问题是脱离群众，主观主义……浮夸风是从哪儿刮起来的？要从中央文件里找。”邓拓带领一批干部在北京动物园内的畅观楼调阅文件，议论朝政：“中央犯了‘左倾’路线错误”。他们的批评矛头还直指毛泽东：“年纪大了，容易求成过急”，“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把工、农业上的跃进看得太容易了”，“想在国际上抢先进入共产主义。”“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彭真让我们查中央文件中的问题，可以用来纠正中央的错误，让毛主席冷静下来检讨。”他们找出了一百一十多个“有严重问题”的文件，写成二万多字的《中央文件摘抄》交给彭真。[22]在大会上，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

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23]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毛泽东曾反复攻击1956年“反冒进”的周恩来：“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有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是促进的。周恩来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24]他不仅要周恩来检讨，还存心要周难堪，指示他“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25]当时，周恩来差一点就要被逼辞职。如今，周恩来找到了向毛泽东表忠心的机会。他第一个发言，要大家检讨自己，不要追究毛的责任：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

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

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26]周恩来讲后不久，陈伯达也说了类似的话：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

彭真同志昨天说话值得考虑，不能让主席负责任。要谨慎谦虚。现在的问题是反分散主义，不是右倾、左倾的问题。

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2/5)

1月29日，毛泽东主持大会，林彪发言。他说的内容与周恩来类似，只是少了周恩来那种圆滑。他直截了当为毛泽东护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要小得多。

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跟着毛主席走永远不会犯错误。[28]正在为自己的威信担忧的毛泽东当场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这是他在整个会议期间惟一的对大会发言者的评论。在离开会场的路上，毛情不自禁地对其医生李志绥说：“林彪的话，讲得多么好哇。要是党内的领导人，都有他的这个觉悟，事情就好得多了。”[29]毛还对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话你们做得出来吗？”[30]罗坦承自己讲不来，毛便告诫他：“不会讲，要学嘛。”后来毛亲自修改林彪的讲话，并给秘书田家英和罗瑞卿写信：“此件通看了一遍，是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

”[31]既然错误、灾难是由于大家“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而造成的，既然“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毛泽东对灾难当然就不必负责任了。所以，在次日的大会上讲话时，毛泽东象征性地、空洞抽象地担了一点责任后，把责任推诿给了全党：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应负第二份的责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负第三份责任。依此类推，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则要负第四、第五、第六份责任。大跃进是全党动手，出了些问题也应由全党来负责。[32]2月7日是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主持全体大会，周恩来发言，继续为毛文过饰非，且按着林彪的调子吹捧毛：“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33]刘少奇的讲话与周恩来、林彪截然不同。他在大会报告中总结了党中央的错误：在1958年以后的农村工作中，我们曾犯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生产上犯了瞎指挥的错误。[34]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様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35]尽管刘少奇小心翼翼地、用近乎轻描淡写的语气谈及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36]他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猜忌。任何对“三面红旗”的质疑，都被毛看做对他的权威的挑战。

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显然有否定“三面红旗”的成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使毛“判定刘有二心”。毛私下对李志绥说：“开会不讲阶级，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些，讲什么天灾人祸。我看这种讲法的本身，就是灾难。”[37]据李志绥说，在长达近一个月的会议期间，“毛只是在大会开幕、闭幕，及刘、邓、周、林大会发言时，出席大会，其他如小组会等，他都没有参加。他每早起床后，就到人民大会堂118会议室（丁注：其实是个华丽的行宫），在大床上由‘女友’陪伴阅看小组发言简报。”会议中，有人编了个顺口溜：“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马列主义。”这话印上了会议简报。毛看到简报上印的这个顺口溜，有一天对李志绥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38]这“他们”，主要是指刘少奇。

在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39]他后来还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40]可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却说了这样的话：三年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血的教训。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己诏。

可以考虑在每个县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的门口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

彭德怀同志可以平反，错了就改正，早改正比晚改正主动，总不能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41]这些话是刘逐日参加各省的讨论会时零散说的。很可能被刊登在会议简报上，每日不出席会议，只在“118会议室”看简报的毛泽东多半能够看到。很可能毛泽东把这些话当成了“判定刘有二心”[42]的根据。

由于会议中有人写了一条“打倒毛泽东”的标语，中央书记处安排在会议结束时呼喊两条口号“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毛泽东拉着刘少奇的手说：我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官当的大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总之，错误在我，不论直接的间接的，再说一次。少奇呀，你听到了吗？现在是两个主席，两个万岁，很好嘛。‘万岁’的重任，你早挑起来啦。[43]毛表面上夸奖刘，实际是将刘放在了对立面的位置上。“两个主席、两个万岁”正是毛泽东的心病。据邓颖超日记记载：七千人大会上不少人提议毛退休任名誉主席，会议结束后毛为了摸清高层的意向，做了一个试探。2月10日，他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赞成毛辞职，但由于周恩来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此议便卡住了。[44]“退下”的危机过去了，但“两个主席”、“两个万岁”还没有解决。这是毛泽东早晚要解决的大问题。

那时毛泽东还没想出搞“文化大革命”这一招。但依靠林彪、陈伯达，拉拢周恩来，踢开中央政治局；先除掉彭真，再把目标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这个格局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起就已经大致确定了。

毛泽东当时的真实心态，要到四年后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彭真和刘少奇，才由其夫人江青透露出来：“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45]开不开“九大”？

中共1956年召开“八大”时，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之风正盛，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积极响应，在修改党章时删去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在“党员义务”中也删去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条文。当时，毛泽东鉴于形势违心地表态说日后适当时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刘、邓信以为真，在新党章里加了一条：“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46]“名誉主席”只是说说而已，毛对“八大”的不满马上就流露了出来。在十二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装出半打趣的样子说：“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47]按中共党章，1956年召开“八大”，至迟应在1961年召开“九大”。1959年7月底在庐山会议上顺利地搞倒了彭德怀，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地位已足够稳固，便动了提前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脑筋。在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上，他宣布：“准备明年开党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48]但是，庐山会议才过了几个月各地就大批饿死人。他知道形势不妙，悄悄地收回了提前召开党代会的动议。

1960年全国各地饿殍遍野，毛泽东根本不敢提准备召开“九大”的事。熬过了1960年，必须召开“九大”了。在制造了那么大的灾难后，这个党无论如何都应当如期在1961年召开大会、总结教训，清算责任。若召开“九大”，会中有人根据八大党章中的条款提议毛担任“名誉主席”，完全可能获得通过。毛的面子虽可保住，但必会从此从政局淡出，成为多余的人物。

位不能让，“九大”绝不能开。党章约束不了毛泽东。他决定无限期推迟召开“九大”。

这是玩弄权术的招数。他早已这么做过。中共于1928年召开“六大”，1935年到陕北后就应召开“七大”，但当时毛泽东权刚到手尚未巩固，总书记张闻天虽听他的，张国焘的实力却胜过他。他用计将张的主力部队调离陕北，名曰“打通国际路线”（到苏联去），实则送入敌人虎口、坐视其被吃掉后，斯大林的亲信王明从苏联回来，又对毛构成威胁。因此他一直拖到1942年延安整风中将王明彻底搞垮、周恩来认错、称臣，才在1945年召开“七大”，此时距召开“六大”的日子已有17年了。

毛本人从未公开解释为何从“八大”到“九大”又拖了13年。倒是他在文化革命中的主要打手张春桥和康生替他作了坦白。张春桥是这么说的：像刘少奇问题，想想多可怕，如果运动（丁注：指文革）前召开“九大”，很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按原来的党章“九大”早就开了。那刘少奇当了主席，彭德怀很可能当国防部长，邓小平、罗瑞卿就都上去了。……[49]1968年1月康生在当众下令逮捕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前，与赵有个对话：“你认为我们党没有民主，代表大会长期不开。这是谁的话？是赫鲁晓夫。……我批评了你，你说要辩论。”说着掉转头对众人说：“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召开了‘九大’，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些乌龟王八蛋，就选到我们党内来了……赵健民，你要开党代表大会，这个话你说过没有？”赵：“讲过。”康：“哪一年？”赵：“1961年。”康：“在什么地方？”赵：“在昆明，刘少奇从国外回来时讲的。”康：“要是按党章的话，五年开一次，开了九大就糟了。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王牌……”[50]张春桥和康生所言并非空穴来风。1962年前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曾这样说：“将来开‘九大’，对中央领导核心的安排，有一种做法，是主席可能当名誉主席，刘少奇接党主席，邓小平接总理的班，彭真当总书记。”[51]这是当时中共中央高层多数的共识，毛泽东对这一设想应当很清楚。

1961年没召开“九大”，不仅是因为毛泽东不愿召开，也因为刘少奇没坚持按党章办事。“九大”是否延期应由政治局决定，但这样的政治局会议根本就没有开过。

刘少奇没坚持在1961年召开“九大”，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开不成。既然毛泽东不愿召开，刘少若坚持要开，等于逼宫夺权。如毛愿意走，中央委员们自会选刘为主席；若毛不愿，他们却决不会用投票的方式把他逼走。二是刘实际已主持党务，他并不贪图党主席的虚名，也无取毛而代之的野心。三是刘被毛制造的他是法定“继承人”的假象迷惑住了。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在二次大战时的统帅蒙哥马利（Bernard LawMontgomery），陪同他游览长江。会见前，他便打好了算盘，把迷惑、稳住刘少奇的烟幕弹施放出去。他原本对“八大”决议是极不满的，现在却要利用这决议作掩护了。

在会见蒙哥马利的前一天，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向毛报告会见事宜的安排。除接待蒙的具体事务，二人并无其他任务。可是毛把党主席接班人的天大“机密”蓄意泄漏给了熊、浦二人——目的是通过他们传给周恩来、刘少奇。他放话说：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人，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

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52]23日，毛、蒙谈了三个半小时。道别前，蒙表示希望第二天接着再谈一次。毛以次日要去别处为由推却了。可是当夜毛反悔了，因谈话中蒙未问及毛的“继承人”问题，失去了施放烟幕弹的机会。于是他在凌晨主动打电话给蒙，通知他再谈一次。

这次会面，毛开门见山，主动引出“继承人”的话题，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告诉蒙，他活不过七十三岁，只能再活四、五年了。蒙顺势询问“你的继承人是谁”时，他将烟幕弹施放了出来：“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53]当时蒙哥马利眼见毛在长江里游泳，健康得很，对毛的活不过四、五年的说法大惑不解。他不知道毛正在耍计谋，放烟幕，将自己扮成消极悲观、与世无争的角色，以软化刘取他而代之的决心。（蒙回到英国后写书披露了毛关于其接班人的谈话。外交部将毛的谈话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

不论刘少奇是否相信“两个主席都姓刘”的说法，他没有按党章办事。1961年时，刘、邓能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中共的走向，按党章召开“九大”是可能请毛退休的唯一机会。

也就是说，是避免几年后毛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唯一机会。过了1961年，再要求召开“九大”已名不正言不顺，对毛来说危机大致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