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民不断贴出的各地宏伟气派的公办楼，到深圳南山内嵌十余部电梯的史上最牛人行天桥，政府财政支出不受制约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有钱的地方乱花钱，没钱的地方乱举债，地方财政积累的债务已经超过万亿，各级政府奢靡成风，视公款如不绝之江水，毫不吝惜，此为全民小康之最大阻碍，也是和谐社会的最大敌人。
问今日中国民生最困者何？房价高、医（药）价高、教育收费高。为什么高？其实都和政府奢靡不俭有直接关系，地方政府靠卖地过日子，土地市场就要垄断，地价一路高歌，欲求低价房岂不是缘木求鱼；政府人头费庞大，公款消费不受节制，投入卫生、教育事业的经费都应会变少，不是绝对地少，就是相对地少。
政府的钱是哪里来的？一、纳税人缴的；土地收益（地租级差也是国民劳动创造，政府几万元征，数十万、上百万卖一样是拿了人民的钱）；三、各种收费罚款（各种乱收费、乱罚款都有正当的心理支撑，老百姓出门动辄违规，道路的贷款永世难还完。）
当下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大家都说是：两极分化，富人太富，穷人太穷。为什么会两极分化？没有别有原因，就是因为政府奢靡不俭加上一些官员贪污腐败。
现代社会都是拿税收来调节贫富，使之不要过大。政府奢靡不俭，自然热衷于加税，税赋过重，税种繁苛（连Q币也要收所得税），工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不避税（偷税漏税的另一说法）根本无法生存，加之税法先松后严，致使企业皆有原罪，无法以纳税人的群体身份制约政府，各行各业都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减税降税，同样，官员也不必拿降税来讨好选民。最为关键的是，税收不能大比例返还于人民福利，征税的道德性在国民心目中很低，老百姓偷税漏税没有羞耻感，没有负罪感，甚至还有光荣感。在国外，捐助慈善事业均可抵税，在中国虽然也可以抵，但抵税的科目、数额都有限制，企业根本没有积极性，反过来，这套政策的实际效果就是不甚鼓励企业做慈善，因为慈善做多了，政府自己就不够用了。政府不能拿税款来投于福利事业，社会财富不能经过税收、慈善等管道再次分配，贫富悬殊是自然的结果。
两极分化。在锐圆看来，首先是官富民穷的两极分化。政府帮富人刮穷人（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逻辑就是这样的），有时干脆贫富通吃，对社会财富取用不厌，一条路投资十亿，要收费百亿仍不肯收手（传说中的中国第一路北京机场高速路收费），政府财政预算内似乎还要接受人大监督，政府预算外收入、各种各样的“有关部门”“二级政府”“变相衙门”更是鲜廉寡耻，能罚就罚，能收就收，能加就加，向老百姓收钱也就罢了，还要装模作样开什么听证会，油价明明在跌，成品油就是不跌，煤价明明在跌，取暖费就是要涨。
从计划体制以来，财政就不以公共事业开支为重点，而以再生产投入为重点，国有企业投入时浪费，产出时低效，非垄断不能赚钱，这也是消耗社会财富的一个黑洞。
老百姓想要过得好一点，想早一点小康，想早一点和谐，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有效监督政府财政收支。农村不是搞村务公开吗，城市也可以搞。农民有能力监督村干部，市民也有能力监督市长。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一定非要投票选举有参与感才感觉好，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能让公仆们把钱省着花，就有好大的利益在里面。胡总书记倡导“新三民主义”，只要落实到实处，钱为民所花，尽快强化人大的权威，让人民代表有更广泛性和专业性，让他们盯住市长、省长的钱袋子，我看和谐社会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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