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文章少年老成，李敖恰恰相反。二十年前，《李敖回忆录》横空出世，尽管名为回忆录，内容也是一生回顾，然而书中元气淋漓，狂歌纵横，依稀少年人的手笔，哪能想到，作者已经63岁了呢？同理，如果今天李敖不在公开信中主动交代他的年龄，像我这样与他的文本结缘将近二十年的老读者，恐怕都不会意识到，他已经83岁高龄，生命慢慢进入倒计时。
公开信抬头称“致我的家人、友人、仇人”，把仇人与家人、友人并排，绝非噱头，而是李敖的一贯风格，甚至是他的专利。首先，其快意恩仇的一生，仇人远多于朋友，如信中所云“仇敌无数，朋友不多”；其次，仇人之于其作品、思想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家人和友人。他曾引用管子之言：“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然后把“人”改作“敌”，以为平生写照。细究起来，他与敌人、仇人的关系，不止对抗，而且同构、共生，他需要通过与仇敌的战斗，来确定人生的坐标，证成自身的价值，当仇敌被打倒，或者自我消解，他则失去了前行的方向，就像《天龙八部》里的萧远山，三十年来纠结于杀妻之仇与夺子之恨，等到仇人陆续死亡，不由无比失落，不知所措，感慨“路已走到了尽头”。
李敖比萧远山还要不幸。后者在无名老僧的点化之下，最终大彻大悟，皈依佛门，与往事和命运握手言和，前者与国民党政权和蒋氏父子搏击大半生，当国民党和蒋经国在1980年代实现了转型，他却未能与时俱进，而继续沉迷于虚幻的仇恨：他的身体随时代进入了民主的晨曦，头脑——尤其思维与话语模式——还停留在专制的黄昏，这正构成了其晚年的最大悲剧。
这样的悲剧，不只发生在李敖一个人身上。我想起了比李敖小两岁的台湾作家陈映真。威权时代的台湾，与李敖一样，陈映真是最勇猛的斗士；民主时代的台湾，李敖还能以玩世的姿态，做一个快乐的旁观者，理想主义的陈映真，却陷入独语，归于落寞，终而与台湾黯然作别，“困居北京”（尉天骢语）。更可悲的是，陈映真的前半生，一度是反抗专制政治的旗手，临到晚年，忽然转身变成了“文革”的歌颂者，这正应了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的诗歌《老友重聚》：“我们已经完全变成/二十岁的时候我们与之抗争的东西”。这两句诗，大抵适用于李敖。不过，二人还是有些区别，支配陈映真的是理想，支配李敖的则是仇恨。
话说回来，李敖的悲剧之根源，除了时代性，还有地域性。他曾抱怨“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成东海布道，并且布得天怒人怨”，坚称“不是台湾出了个李敖，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强调自己是真正的大陆型知识分子，实际上，他则是标准的孤岛型知识分子，台湾成就了他，同时限制了他。所谓孤岛心态，如封闭、狂躁、怨恨，几乎遍布他的书中，导致他的文本有一种虚骄恃气、色厉内荏之感，越到晚年，越是如此。
李敖的悲剧之根源，除了时代性，还有地域性(图源：VCG)
以李敖的敏锐，当然洞察到了台湾之小，所以他常说台湾不配作他的敌人，他的心在遥远的所在，他将归骨于昆仑之西。然而终其一生，他的眼界和心胸都未能超越台湾的海岸线。他对大陆、对美国的态度，皆以台湾——而且是威权时代的台湾——为转移，台湾的敌人，就是他的朋友，台湾的朋友，就是他的敌人，基于此，他的言行不知闹出了多少笑话。好玩的是，不管怎么骂台湾，他依然选择终老于台湾，而非像陈映真那样投奔大陆。
孤岛心态在李敖身上最鲜明的表现，应是他的狂。狂是他对抗孤岛、拒绝同化的武器，不过到头来还是被孤岛所束缚与消解。须知知识人之狂，不仅是个人气质，更是时代气质，大时代的狂，迥异于小时代的狂，没有时代的底气支撑，狂只能显出一个人的小。不妨以李敖对比其本家李白。李白之狂，“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李敖之狂，譬如自称“中国第一豪杰”，“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以及在回忆录中用十来个成语论定自己“一生倨傲不逊、卓而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当仁不让、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玩世不恭、说一不二、无人不骂、无书不读、金刚不坏、精神不死，其立德立言，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这里面，到底有几个汉字站得住脚呢？相形之下，李白的狂堂皇正大，李敖的狂妄自尊大，李白吐出的是一腔豪气，李敖吐出的则是一口怨气。这样的李敖，正可比《侠客行》里自封“古往今来剑法第一、拳脚第一、内功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杰，大侠士，大宗师”的雪山派掌门白自在，白老先生以为雪山就是天下，正如李敖以为台湾就是天下。
如果我们能够洞悉李敖的爱与恨、成与败、光明与黑暗、荣耀与失落，则可知他在83岁这一年，罹患脑瘤，生命无多之际，写出这么一封充满哀歌气息的公开信，何其不易，何其不屈。信中，他向“家人，友人，仇人”发出邀请，“让大家再一次见到我，再一次认识不一样的我，见证我人生的谢幕”。其实，不用去台北，不用去李敖的书房，单凭这封信，我们已经认识了不一样的李敖。信中的坦然与温情，呈现了他这一生最罕见的品质：宽恕。我本以为，这个以好斗着称的人物，应该像鲁迅临终一样，宣称“一个都不宽恕”，不承想，他会尝试与仇人、时代，以及自己和解，就此而论，他的确堪称豪杰。
愿他长命百岁。如果不能，愿他心无挂碍，平静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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