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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要为农民开追思会:32年前曾捐出家中挖出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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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前,一位农民将从自家院里挖出的19件珍贵文物,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

32年后,在一处工地打工的这位农民因龙门倾覆,不幸离世,闻讯的故宫博物院明天将要为他举行追思会。

这在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澎湃新闻”届时将现场及时报道。

“为故宫捐献者不乏其人,但作为农民,将从自家挖到的文物捐给国家,何刚还是头一个。”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原处长梁金生说,“故宫要感谢的正是无数默默无闻平凡却不平凡的民间捐宝人。”反思何刚生前面临的生活困顿等际遇,有文物艺术界提出“对捐赠者的表彰可以进一步制度化,奖励金也应该有个明确的规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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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前向故宫博物院捐献了19件文物的河南农民何刚。

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悼念河南商水县固墙镇固墙村的一个农家小院,柿子树青果满枝,院子的主人却再也不能欣赏它的绿意了。

半个月前,在石(石家庄)济(济南)客运专线工程工地,一台龙门吊在拆除过程中发生倾覆,在此打工的何刚不幸遇难,年龄54岁。

家人悲痛,邻里叹息,消息也惊动了远在京城的故宫博物院。

其后故宫博物院在网站上发布消息:“深切悼念文物捐赠者何刚同志,近期将在京举办追思会,追思缅怀这位默默无闻为中国文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无私捐献者。”故宫博物院定于6月22日上午举行何刚追思会。为一位捐献重要文物的农民开追思会,这在故宫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这是一位朴实无华的农民,他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了榜样!

”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原处长梁金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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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故宫博物院给何刚出具的捐赠文物凭证,上面记载捐赠文物共19件。

义举填补故宫藏品空白1985年的一天,何刚在河南商水县老家盖房时,意外挖出一口大缸,缸内盛着一批年代久远的银器。

“都是些花瓶、杯子模样的东西。何刚找到我,问我咋办?”固墙村党支部书记刘红恩回忆道。

“何刚说有人找过他,愿意给一袋子的钱,就是那种装化肥的编织袋。可他知道这是文物,不能卖,得交给国家。但又不知道交给哪里?”当时有乡亲曾在北京当过兵,战友在故宫博物院从事保卫工作。经联系,刘红恩陪着何刚带着东西乘上了北去的列车。

“当时什么也没考虑,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将这些宝贝交给国家。”刘红恩说。

在故宫博物院,何刚见到了当时的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

32年过去了,与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梁金生老人,依然难忘见到何刚时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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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刚捐献的银镀金錾花双凤穿花玉壶春瓶经鉴定,何刚捐赠的19件文物为高等级元代银器,包括二级甲等文物1件、二级乙等文物11件、三级文物5件、一般文物2件。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遗存银器很少,何刚捐献的文物填补了此类藏品空白。”梁金生说。

元代遗留银器极少,所以该文物经常出现在展览当中。其中二级甲等文物“银镀金錾花双凤穿花玉壶春瓶”,经常参加各种展览。

为此,何刚的名字也被列入故宫博物院专门为捐献者设立的“景仁榜”。

“为故宫捐献者不乏其人,但作为农民,将从自家挖到的文物捐给国家,何刚还是头一个。”梁金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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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专门为捐献者设立的“景仁榜”上有何刚的名字。

曾考虑偿还故宫的资助人事无常。尤其这些年,何刚和他本不富裕的家庭接连遭遇生活的不幸。

第一任妻子亡故,第二任妻子又罹患尿毒症去世,老父亲股骨头坏死,老母亲肋部摔伤……家里也就五亩地,一家人的生活,原本就靠何刚外出打工维持。现在更是入不敷出,债台高筑。

故宫博物院也没有忘记何刚的义举,了解到何刚家里的遭遇后,曾两次伸出援手,给予10万元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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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刚生前在自家小院前因为捐献文物相识,梁金生和何刚成了老朋友。“每次电话联系,何刚总是道不完的感谢,但能感觉到他心里很苦。”对于故宫博物院的资助,何刚的表哥张黑孩记得,何刚私下里曾和他商量,还考虑以后咋还人家。

另据消息称,何刚的儿子何俊清因赶回老家处理父亲的后事,遭遇原工作单位辞退。目前,在商水县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帮助解决何俊清的就业问题,已有当地企业表达了接收意向。

鼓励捐赠还需制度支持对于何刚的际遇,艺术评论界人士周文翰在媒体撰文提出“对捐赠者的表彰可以进一步制度化,奖励金也应该有个明确的规定”的观点。

尽管近年来,故宫设立景仁榜、上海博物馆给捐赠者设立展厅等都是对捐赠者的一种有效表彰。但是,周文翰认为,长期以来,国内对捐赠的制度支持和文化氛围支持仍然比较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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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上对于文物捐献者何刚的事迹的记载周文翰建议:“文化部和部分省市对捐赠行为也有一些表彰的规定,但可以进一步制度化。这方面可以向捐赠文化发达的英美等国取法,比如在制度上对捐赠和免税额度做一些安排;对捐赠者的奖励金也该有个明确的规定,比如按照市场价格的多少比例给予奖励;另外对捐赠品的鉴定、接收应有流程规范,比如给捐赠者颁发文化贡献勋章、荣誉市民资格。”对于故宫一直以来对何刚的数次救济,周文翰认为:“(这)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看是合情合理的,但在制度层面其实算是特殊情况,似乎并不宜过度提倡,否则会在捐赠人和受赠机构之间形成比较复杂的金钱牵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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