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印发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国的产业结构面临升级(图源：新华社)
就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专门进行谋划和部署，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而其背后的思路除了包含着经济考量，也蕴含着对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因素的考虑。其改革思路在经济上继续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在政治上却继续加强一党领导的威权制度。
《改革方案》早在2017年2月6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改革方案》共包含5个方面，25条改革举措，涉及产业工人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技能形成体系、运用互联网促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创新产业工人发展制度、强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支撑保障等。该方案的目标是“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
当前，中国国内经济运行存在不少问题，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面临的困难增大，一是由于体制性成本升高，另一方面，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丧失，制造业面临着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型的历史时期，工人的技能和素质亟待整体提高。
根据此前发布的“2017年中国人才蓝皮书”显示，中国高级技工在产业工人中的占比只有5%，远低于日本的40%和德国的50%，中国高级技术工人缺口将突破1000万。而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在技术技能、素质结构、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很大障碍，诸如在职业通道、退休待遇和收入分配上仍然存留的“双轨制”，让产业工人感受到深切的“身份之痛”。
现实经济回报的不足、职业上升通道的欠缺，导致工人社会认同的下降，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大部已市场化的今天，技术工人在市场中的自由流动已是常态，再用过时的集体主义话语，诸如“有理想、守信念”“敢担当、讲奉献”来规劝工人似乎早已不合时宜。而真正要解决的是产业工人的社会认同问题，解决职业上升通道的体制问题，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说，消除产业工人进取心与归属感方面的反差，正是当前改革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
《改革方案》正是要继续深化产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打破残留的制造诸多不公正问题的计划体制，在这个方向上，该方案的指向还是带有明显自由主义色彩。据中国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介绍，《改革方案》把创新产业工人发展制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其中包含拓宽产业工人发展空间，改革企业人事管理和工人劳动管理相区分的双轨管理体制；畅通产业工人流动渠道，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创新技能导向的激励机制等一系列符合市场化的改革措施。
中国社会产业工人职业认同低(图源：新华社)
另外，该改革政治方面的考量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建设内容。思想政治建设作为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内容，《改革方案》把加强和改进产业工人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摆在改革举措的突出位置。这个改革方案，从工人的政党组织、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思想信念等全方位地对产业工人队伍加以组织整合和思想引导。
其中作为中共特色的党建工作被列为首位，方案提出要强化和创新产业工人队伍党建工作，加大在产业工人队伍中发展党员力度，把技术能手、青年专家、优秀工人吸收到党组织中来。另外，提出“适当增加产业工人在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会委员、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群团组织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会委员中的比例，创新面向产业工人的工会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职业精神教育，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
中共从国家层面和工人层面最近很少使用工人阶级的称谓，不再将阶级作为构建他们集体经验的话语框架——据传，中共宣传系统近年来一直将“阶级”作为新闻禁用词汇——工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一直把自己作为社会的主人，作为社会的建设者，在市场化改革中也还未形成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一般所假定的抽象劳动主体或法律主体，相反他们一般会诉诸中共传统的观念，即“人民”。在人民的话语框架中，工人们的利益相互一致，并与执政党和国家利益一致。工人可以做到要求国家给予保护的道德主张，要求国家加强对人民的领导并对他们负责。所以中国政府能否或愿意实践此类道德主张，并借此维持其正当性，是当下中共面对的重大问题。
改革方案的出台，可以看做是中共对这一道德主张的回应，但具体细化方案和落实效果，却不容乐观。
中共的治理思路是把工人群体非政治化，工人群体在中国并未呈现出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阶层，而是被分割为不同区域、城乡、行业、部门、单位的局部化，乃至暴露在较少社会保障的市场中，最大程度的碎片化，后者比如临时工、派遣工等，而工会不是作为工人阶层的社会组织，更非政治组织，不但难以组成工人联盟，在经济层面上为工人争取合法利益，而且亦不利于保障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
总之，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中共的治理方案中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工会组织”和“工党”政治。这也不是中共要走的路。
但反过来看，中共自己的这套治理思路，是在一党执政的框架下，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的全体人民的利益，当然这是其理论的层面。而在中国改革实践的几十年来，工人阶级的利益受损，贫富差距加大，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垄断政治经济利益成为不争的事实。那在政商垄断社会权力的环境下，如果找不到框架内的解决之路，比如工资协商、失业保障、社会福利等，在经济环境恶化的周期，工人群体作为极为弱势的一方，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而走向社会性运动的可能增大。
而中共尝试从体制内部解决这一危险的尝试，在改革方案中隐约可见。简单的说，仍是以经济上的发展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推动经济市场化做大蛋糕，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工人的技能提升，倡导“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将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技术专业主义作为经济上的出路，这是中共发展主义路线的进一步往市场化方向的深化；另一方面，也要在“切蛋糕”的分配方面动刀子，这个刀子只能割在以国企管理层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
后者依赖于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制度获利，可改革的具体推动者恰恰是这批人。如果没有工人阶层的压力和推动，那么改革方案的落地实在让人担忧。而中共高层并不希望通过工人阶层的社会化运动倒闭改革，似乎就只能寄希望于集中中央权力，强力顶层推动。一是保持社会稳定，二是超越具体利益集团的阻挠。这就成为中央和地方部门利益、工人阶层之间的博弈，怕是必须在具体利益分配和落实上下番精细功夫。
在政治上，中共却严防自由化。改革方案给出的仍是中共一党领导下的民主参与制，如适度扩大工人阶层的人大代表比例等。而人大制度在未来的改革中如何在一党制下维持民主的实际运作，仍是未解之谜。至于工会制度，在中国当下一直被质疑为形同虚设，除了国企内部尚存一些过节福利之类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表现。从工会的尴尬处境来看，工会未来的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
人大、工会、政党，这是三个中共给出的政治选项。只有政党这个路是实际存在的，也就是中共一直执行的。中共需要党内为各个群体的优秀分子开启参政议政的民主之门。而在政治的实际权力上，只能有共产党作为实际权力的实体。因此，按中共的逻辑，只要治理好共产党，就能执天下下之牛耳。这也是中共一直强调党的建设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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