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在金融危机下唱好中国制度，与梁启超唱衰一战后的欧洲一样，都是一时之见。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佬，也一个个像我们一样叫起穷来。靠著重利借债过日子？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曾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来。----梁启超。
一九一九年的大部分时间，梁启超是在欧洲度过的，作为巴黎和会的中国非官方代表团的一员。除去和谈中的挫败感，经过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的衰败景象，给他深刻的印象，甚至动摇了他一直以来的信念。自从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以来，西方，尤其是英、德、法为代表的欧洲，一直是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榜样----古老的中国应向她们学习，它象徵著科学、进步、理性。一九零三年前往美国访问时，梁启超坚信，中国离西方世界的距离太大了，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但现在，梁启超开始觉得西方走得太过了。它不再是他眼中的希望，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贪婪与野心。这个用大半生寻求中国重生之路的人，准备将目光投向国内，欧洲的溃败似乎给他某种少见的信心甚至是自我陶醉。在《欧游心影录》里他在描述了欧洲的景象之后，对中国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著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著你来超拔他哩。」
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分享了他类似的情绪。比他更年长，曾经是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的热烈翻译者的严复，在一九一八年给朋友信中写道：「……欧罗巴四年勤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而更年轻的梁漱溟也在一九二二年出版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认定「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从英国到来的罗素在杭州轿夫的微笑里，看到了热爱和平的中国。
历史从不重複自身，却充满了平行线式的相似。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关于中国拯救世界的说法风行一时。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亚欧经济论坛上，欧盟主席与法国总统，不都声称中国要为金融危机提供更大的帮助？这场危机被形容成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终结。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被视作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两大支柱。因为布殊政府傲慢，它在伊拉克战争上的虚伪与失败，民主的魅力已经大打折扣，而华尔街的失败则使自由市场的理念遭遇重创，「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口号已经开始流行。
在这种群体性迷惘中，中国散发出特别的诱惑。它强大的政府力量被视作深谋远虑，它的社会主义标籤被理解成可以给普通人提供保护，它曾经被病诟的封闭的金融市场，如今则免除了传染性的恐慌……它变成了一块希望之地。
梁启超短暂的个人陶醉没能持续多久。欧洲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成功。一九一九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悲剧的一年，即使中国是战胜国，它似乎也对自己的国土无能为力，青岛差点就从德国手里转到日本名下。而在整个二十年代，西湖边轿夫的笑容掩饰不了社会的空前失败，战乱、腐败、饥荒、失序，困扰著中国，如果你稍加留意，它并不比战后动盪的欧洲更好，只不过中国人更习惯忍受折磨。欧洲的失败，使得十月革命后俄国的魅力陡然升起，日后它将中国引上了一条更具悲剧性的道路。
二零零八年的中国，已与一九一九年不可同日而语。它获得了独立，也强大、富裕得多。但相似之处也很多。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摹仿者，都处于巨大的转型时期。那时的中国学习欧洲，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则是美国的摹仿者。放在更长的历史视线中，此刻的中国仍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洋务运动的延续，旧规范已被抛弃，新规范却未建立起来。这种转型期间，充斥著观念混乱与摇摆，产生接连不断的误导。
梁启超将一次世界大战，视作西方推崇的科学上的失败，是代议制政体的失败，用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这些简单的符号来形容欧洲国家。但事实上，近代欧洲精神与体制，却并未随著大战而终结，它仍有力的支配著二十世纪，并先后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而此刻呢，被贪婪、欺诈劫持的华尔街，不值得信赖与同情，但是自由市场仍是无可替代的经济制度，布殊搞砸了民主，但是民主制仍是世界上最不坏的体制。
那些过分讚誉中国制度的美好的人，多少像是梁启超在九十年前鼓励中国青年拯救世界的呼喊一样，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困境视而不见。中国金融体制充满漏洞，只不过它从来掩藏在权力的保护下，所以黑洞没有爆发出来；中国高额的失业率，普通人缺乏经济保护，只不过中国人更习惯这一切，更容易忍耐；政府的干预，大部分是与社会抢夺财富，它也一点不值得信任与讚美……以为此刻的中国能给世界提供某种全新的可能，这多少像是梁启超「等你来超拔」的荒唐呼吁。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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