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投资》一文中提到的政治哲学与投资哲学之间的扭曲现象，上升到国家层面，就很容易理解中美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
中国的政治哲学与投资哲学，是相互吻合、知行合一的，是非常典型的柏拉图主义。中国政府，会根据历史上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所体现出来的规律性，系统的规划未来经济发展战略，会主动的完成基础设施构建。在这个过程中，归纳法存在的缺陷会暴露，就是有些规划和建设是不符合发展客观的，但是，这个道理就像是柯洁下棋难以避免有臭棋，而AI是20段近乎完美。虽然，这种柏拉图主义式的政治、投资哲学存在历史局限性，但是，这种知行合一带来的巨大效率提升，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的政治哲学，是波普尔、哈耶克模式的，以自由主义为核心，民主制度为手段。从投资的角度看，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下，自行探索的投资方式，缺乏系统性和规划性，即使是美国企业界和政府也是不完全接受的。这就造成一种非常低效率的现象，就是政治哲学和投资哲学之间存在一个相互不匹配的情况。这个道理，跟个人投资者，政治哲学倾向自由主义，投资哲学倾向柏拉图主义，所造成的缺陷是完全相似的。
外国人，到中国来，会称赞中国的高铁、支付宝、快递、移动通信，对这些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高效性赞不绝口，就是对中国柏拉图主义经济建设力量的认可。反观美国，在大规模基础设施更新上存在同政治哲学抵触问题，土地所有制、拆迁、人权、自由，种种价值观差异性，导致投资哲学必须服从政治哲学。问题就变成，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和政治哲学发生抵触。这种低效率现象，是选择波普尔、哈耶克模式必然出现的，是缺乏理性设计，缺乏价值观引导，必然导致的社会过度复杂性。
投资哲学，决定了科技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又是第一生产力，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最大推动力。因此，政治哲学和投资哲学不匹配，不能够实现加速科技发展，也就意味着：社会科学落后于自然科学发展要求，必然出现革新。这就是社会科学裹足不前，自然科学飞速发展后，人类社会必然面对的严重冲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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