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球是一项1988年才正式进入奥运会的体育比赛；它是一种以赛璐珞为原料、直径40毫米的运动器材；它是英国人无聊时搞出的休闲活动。不过在当代中国，它被奉为“国球”；它是政治，它是历史，它是民族情感，它是国家利益。它是狂热，它是压抑，它是豪迈，它是哀伤，它可以是你想象得到或想象不到的一切。
“国球”风波不断，选手罢赛，舆论喧哗（图源：VCG）
大约在清朝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前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大新街一家文具店的店主王道平东渡日本，希望选购一些比较新颖的文具用品。日本人的一场乒乓球比赛吸引了王老板，于是，几只乒乓球及其他乒乓球器材被带回上海。这种小巧的赛璐珞为原料的小球，竟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无比神奇的旅程。
乒乓室如何成为国球的
1961年4月的第26届世乒赛，中国队夺得三项冠军，霸气初显。如果说两年前容国团首获世界冠军，是对中国乒乓大潮的预热，这一次在北京的大捷，彻底把一个东方大国对小小银球的巨大热情推向沸点。
“在北京，走到任何一个胡同里，都能看到有人在打乒乓球，有的是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球台’蹲着打，有的拿着木板球拍对着墙打。”当时的国手张燮林被这样的举国乒乓的场景感染着。
在北京大学的阶梯教室里，通常是几百名学生围着一台十多英寸的黑白电视，收看比赛转播。年轻的叶永烈也身在其中，“除了前排的少数人，我们在后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声音，被那种气氛感染，非常激动。”
在中南海，毛泽东也通过电视转播关注着比赛。
陈伯达曾和作家叶永烈讲过一个小故事：19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要求陈伯达写一篇关于共产国际的文章，特意嘱咐要写成“张燮林式的”，而非“庄则栋式的”。平时不甚关心乒乓球的陈伯达听得一头雾水，回去赶紧补课，后来大体明白，是要求他别采用咄咄逼人的姿态。
第26届世乒赛的男子团体决赛是在中日之间进行的。据当时的男团主力庄则栋讲述，比赛开始前，他被一位老首长悄悄拉到一间屋子里。老首长把门反锁上，问庄则栋：“今天晚上的对手是谁？”
老首长的诡异言行让庄则栋有些发懵，他只能规规矩矩地回答：“日本队。”
这时，老首长做出一个更让人诧异的举动——他把裤子褪到大腿处，示意庄则栋看他臀部的伤疤：“这都是抗战时小日本给我留下的，”接着，他的语气像是在发出一道不容有失的死令，“小庄，你要给我报仇！”
这事出现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丝毫也不奇怪。体育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多么时髦的提法，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在多数人的理解里，体育不仅仅是体育——甚至根本就不是体育本身——而是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1964年，男队的徐寅生被请到女队去做报告，题目是“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翌年年初，这份讲话稿经体委主任贺龙写下批语后，来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毛泽东阅后，要求广为印发和宣传，其批语富有革命气魄：“……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辨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这一批示，竟然在当年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学习活动。当然，学习徐寅生的讲话也只是一个引子，随之而来的，是全国范围的、经久不退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浪潮。
在那个年代，能够与“伟大领袖”见上一面，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至高的荣耀，而中国乒乓球队的世界冠军们几乎是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常客。据徐寅生回忆，他曾先后四次接受毛泽东接见，至于时刻关心乒乓球的周恩来等领导人，则是每逢大赛出征前都要为球队壮行。
体育与政治
1971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已经因内乱连续缺席两届大赛的中国队，接到主办方的邀约。这个时期的中国政府，想表明一种对外部世界示好的姿态，但出席世乒赛又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涉。去与不去，成为国家领导人极其痛苦的抉择。中国体育的特殊功能和身份，在这一时期得以最充分地体现。
最后，毛泽东的“我队应去”的批示，算是一锤定音。
4月4日，美国乒乓球选手、19岁的大学生科恩练球结束，他长发及肩，穿着紫色的印花喇叭裤，是那个年代最典型的美国嬉皮士。他随意地登上一辆大巴，却发现车上的东方人都以怪异的眼神看着自己。蓦然间，他发现车上全是中国人，车上的25名中国乒乓球代表队成员也已认出这个特征明显的“USA”选手。
大巴载着尴尬启动，科恩想努力驱散窘迫，窘迫却因他的自说自话而加剧。
这时，浓眉朗目的庄则栋从最后排站起来，他走到科恩跟前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很高兴。”实际上，当时车上的其他人不是高兴，而是正陷入惊愕中，庄则栋一向行事直率、不大考虑后果，人们不知道此举将对他意味着什么。
庄则栋还掏出一件带有黄山风景图案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美国人科恩。这在当时也是不可想象的。
这段偶遇被日本媒体加以报道，竟引起了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注意。据庄则栋自己陈述，毛泽东看了报道后大喊了一声“庄爷爷”，表示嘉许。而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毛当时的评语是“这个庄则栋，不仅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当此之时，毛泽东正在为一件重大决策摇摆——是否允许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他与周恩来最初的态度都是否定的，直到4月6日接近午夜时分，毛泽东才颇为含混地对吴旭君说“邀请美国队访华。”没有人知道，庄则栋与科恩的故事，是否影响了毛泽东的最终决策。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在15,000名观众的整齐划一的口号下，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球员也情绪亢奋，科恩依旧穿着那条紫色嗽叭裤，他随着广播里的音乐跳起了迪斯科，当时现场的音乐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向前进》。
从历史的眼光看，即使没有科恩搭错车，即使没有“庄爷爷”大胆地迈出第一步，隔太平洋相对的两个大国的交往仍是历史的必然。以乒乓的名义打开那扇门，确实体现了政治家们在特殊时期的政治智慧。中美乒乓交流的参与者徐寅生说：“哪怕没有乒乓球这个媒介，中美迟早也要接触，只不过可能会晚一两年。我们很幸运，恰好被历史选择了。”
《“乒乓外交”幕后》的作者钱江评价说，毛泽东在晚年尽管犯下了无数错误，但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中，他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正确决策。
关于乒乓外交，许多人仅仅知道它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其实它也在更广的范围内被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钥匙使用。
1971、1972、1973年，北京先后举办了亚非乒乓球邀请赛、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其中的亚非拉邀请赛，参赛国家和地区达到86个，其中包括26个未建交国，旅日、旅美台胞也在受邀之列。
让赛风波
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有一次听取下属部门汇报工作，身为体育战线全国政协委员的张燮林也在场。工作议程结束后，大家正要散场，朱镕基突然叫住张燮林：“听说你们乒乓球队以前总是让来让去的，是不是有这回事？”
贵为国务院总理，都对乒乓球队的“让球”传闻颇感兴趣，这一话题近些年来被长久地提及并引起广泛争论，也是可以想见的事情。
对于朱镕基的问题，张燮林当时没有正面回答：“平时我与庄则栋打，差不多是四六开，他占一点优势。”
他的回答，也可以看作委婉地承认了一次很经典的“让球”传闻。那是1961年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进入男单半决赛的全部是中国选手——来自上海的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以及来自北京的庄则栋。进行半决赛的前一天夜里，贺龙元帅在北京华侨饭店召集相关人员开了一个会，要确定世乒赛的冠军归属。
作家叶永烈对此的慨叹是：处于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连冠军也要按照计划“生产”。
一位上海乒乓球界的教练参与了那次会议，据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贺龙一开始就直奔主题：“这一次男单，谁来当冠军？”事实上，他也并没有真正要征求意见的打算，他希望三位上海选手委屈一下，让庄则栋拿冠军，因为他代表首都，而且年轻。
决赛的结果，李富荣让给了庄则栋，而庄则栋的获奖感言也耐人寻味：“我是代表集体领奖的。”
接下来的两届世乒赛，非常巧合，又是李富荣与庄则栋争冠军，结果还是按领导意图计划好的，为的是中国产生一个三连冠，并永久拥有男单圣·勃莱德杯的复制品。
据张燮林回忆，历史上中国人也有过另一类让球，比如第34届世乒赛的时候，中央认为中国拿太多冠军也不好，规定最多只能得四项，结果中国就在第五项决赛时放了水。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没有人质疑这种“让球”的命令，即使是46年后的今天，当事人徐寅生、张燮林均表示，既然运动员完全是国家培养的，就必须服从国家利益。
而作家叶永烈的态度也很鲜明：不管你找出什么理由，让球就是在造假，就是在亵渎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就是在违背基本的体育精神。
叶永烈平生著述颇丰，其中大多是与共和国政治、历史、重大事件相关的人与事。令人稍感意外的是，这位作家的笔触竟两次伸向体育领域，而且都是乒乓球题材。其中一次是讲述庄则栋的曲折经历，另一次是关于何智丽“让球风波”的报道。这两次报道，尤其后者，在社会上曾经轰动一时，甚至延续至今。
“我对体育本身没兴趣，之所以写乒乓球，因为它曾是政治标兵，与政治关系密切；换作世界排名73位的中国足球，我是肯定不屑于关心的。”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叶永烈说他关心的其实是当代政治。
“在保证国家利益和荣誉的大前提下，我们不鼓励也不支持队员去‘让球’。”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乒乓球队领队黄飚这样对记者表述目前对于“让球”的官方立场。字面上，其表述是如此含混，好在事实为官方的态度做了更好的阐明——最近几年来，中国乒乓球队基本告别了“让球”这一“光荣传统”。
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单半决赛，实力占优的王励勤完败在队友王皓拍下，由后者在决赛中对阵韩国的柳承敏。关于这场球是“让球”的传闻和猜测，一时甚为喧嚣。多位了解内情的人士一致向笔者表示，那场半决赛绝无半点水分。我们只能叹息，以往中国乒乓球队“让球”的例证和非议过多，难免不令舆论过度敏感。
“我从事乒乓球这么多年，个人最困难的时期，就是‘让球风波’前后。”作为当时的中国女乒主教练，张燮林承受过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多年以后，他还是不原因具体谈论其中的是非曲直。不过对于“让球”现象，他倒是表明了如今的观点：“这种做法也有它不好的一面，比如对运动员的付出显得不够尊重，也容易打击她们的进取心。”
一个至今不为外界所熟知的内情是，喧嚣一时的“让球风波”并非何智丽以一己之力挑战威权、对抗沿袭多年的“光荣传统”，连她自己也承认，一直得到乒乓球队顾问、名宿孙梅英的支持。确切地说，这一风波也是乒乓球队教练层内部矛盾的体现。
中国乒乓球队的内部选拔通常比世界大赛更为激烈和残酷，尤其整体水平更高的女队，差不多谁出去都可能是拿奖牌。在被问及这样的内部环境是否会导致一些不正常现象时，汉城奥运会冠军陈静的回答颇为委婉：“现在比以前透明些了，现在不是已经有了直通萨格勒布的选拔赛吗？以前肯定没有。现在，教练顶多使用几个机动名额。”
乒乓里能不能有爱情
前《中国体育报》记者郝清亮采访过多个项目的国家队，他的感慨是，乒乓球队不仅管理规章细致苛刻，更重要的是执行起来非常严格，甚少像其他运动队那样“难免打一些折扣”。“比如大赛前夕，手机一律要上交，没有什么条件好讲；在队员房间里，哪怕发现了一个烟头，全队都要进行检查。”
2004年新年的第二天，时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的蔡振华宣布，白杨、侯英超、李楠、范瑛因为谈恋爱影响训练，国家队将4人退回各省队，勒令其进行深刻反省。
这一年，白杨年满20岁，她的男友马琳则是24岁。限制年轻人恋爱本来就遭致非议，另一个引发不满的是，男队主力马琳、王皓作为恋爱中的两位男主角，因为“没有影响成绩”，并未受到任何处罚。
1月5日，中国乒乓球女队首次与男队分开封闭集训，男队前往福建厦门，女队开赴河北正定。对于这场引人关注的“恋爱风波”，偏重时政类内容的《南方周末》竟也进行了报道，文章标题耐人寻味——爱上乒乓，但禁止爱上队友。
仅仅四个月以后，四个人“认识到错误”，得以先后重返国家队，但曾经的爱情，却只能无奈地放弃。
第49届世乒赛期间，留守国内的白杨接受了《体育画报》的采访，但她拒绝谈论那场“恋爱风波”，称自己现在只想打好乒超联赛，并为中国乒乓球队做一点贡献。
如果说，在这样的团队里，训练上的严苛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很多日常管理的要求，则是在挑战人性了。
中国队在萨格勒布囊括五个项目全部冠亚军的时候，党的总书记正思量G8峰会的温室气体减排的课题，国务院总理在考虑稳定猪肉价格的政策，沪深股市没有被大捷振奋从而强劲反弹，讨薪路上的农民工也没有暂时忘却民生之多艰。
如今，乒乓球终于不再是政治——当然，在体育系统这个局部，它依然是“小政治”，自庄则栋1974年成为国家体委主任以来，几乎历届体育领导班子都有一位副部级以上的高官出身于乒乓球运动员。虽然不再是政治，不再“推动大球”，但称霸世界乒坛的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荣耀、升迁，还是成为一种惯性，激荡着一代一代从事乒乓球的人们。还有相当多的人依旧需要乒乓球成为标杆，成为长盛传奇，乒乓球某些时候仍活在它的过去，或者说是为它的过去活着。
即使2000年10月，国际乒联推行“大球”之后，乒乓球的重量也仅有2.7克，我们或许可以断定，它是所有球类项目中最轻的一种。但在过去的差不多半个世纪里，它又恰恰是中国最重的一只球，甚至曾经重到超乎想象。正因其身世传奇身份特殊，小小银球在中国制造的多为极端的故事，极端的推崇，极端的压抑，极端的臧否，极端的悲壮……
即使现在，还有那么多中国人的人生，因乒乓而显得太过沉重。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