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是否要接收中东移民成为了热议的话题，中国国内汉族与回族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躺枪”成为热点议题。一方面，中国是否应当接受阿拉伯世界的难民，牵连出了很多汉族学者眼中的“伊斯兰威胁”，一些汉族学者担心中国可能会被日益活跃的穆斯林群体“请真化”，进而要求通过“汉化”来抵制这一威胁；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则否认“中国化”的可能，并强烈要求保留自身的民族认同。一时间，中国是否正在被“伊斯兰化”，成为了一个热议且敏感的话题。
当地时间2016年10月23日，叙利亚哈沙卡，伊拉克难民逃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控制区（图源：VCG）
“穆斯林威胁论”的主要议题
作为一个内地的汉族人，笔者能够理解中国广大“非穆斯林”担心被“伊斯兰化”的情绪。作为一种与主流汉族文化存有差异的宗教，伊斯兰教所规定的宗教生活、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和着装要求，使得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无论是一些汉族学者，还是广大的民众，再或是一些社交软件上散播的“穆斯林威胁论”，无外乎都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立场。
首先是突出近些年来中国穆斯林对于伊斯兰文化的热衷，暗示中国西北地区在文化和社会层面可能出现的“伊斯兰化”。比如某些地区将路牌注上阿拉伯语标识（甚至没有英文标识）；某些地区的幼儿园小朋友背诵《古兰经》而不是《三字经》《百家姓》等汉族传统经典；再比如某中国航空公司只提供“清真餐”而没有“非清真餐”；某些市场标识为“清真市场”“清真餐厅”；某东部沿海大城市甚至出现了穆斯林沿街道大规模礼拜的情况等等。不断出现的“清真”“伊斯兰”“穆斯林”等标签，刺激着广大非穆斯林尤其是汉族民众的神经。
其次是列举某些地区出现的“穆斯林群体事件”，尤其是突出汉族在这些事件中的弱势地位，暗示穆斯林群体在社会问题上的“无法无天”。比如某个地区，回族群众聚集市场，逼迫“非清真”的牛羊肉店面关停；比如某个地区，回族村镇集体抗议拆迁；再比如笔者家乡所在的中部某省某市，曾经聚集了上百回族民众，封堵打砸当地市中心的一处商场，造成了恶劣影响。这些事件中，汉族既无法通过人数优势，也无法依靠司法公正，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作为一个有着明显表示的少数民族，少数穆斯林的作为，让“穆斯林威胁”这一观点在不少非穆斯林群体心中加深和确立。
最后是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恐怖主义或者伊斯兰极端主义相联系，暗示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可能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威胁中国的社会稳定。比如一些观点会突出西方世界面临的“穆斯林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联系到中国也面临着的反恐问题，将中国社会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同西方世界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尤其是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相等同。这些言论，不仅给中国所有穆斯林群体扣上了“潜在恐怖分子”的帽子，也在客观上造成了穆斯林-非穆斯林身份鸿沟。
“穆斯林威胁论”的内在问题
尽管都有具体事例作为支撑，但是将具体的事例上升到“穆斯林威胁论”，这样的观点存在着诸多内在的问题。第一是模糊了中国穆斯林-汉族之间在宗教文化问题上矛盾出现的时间点，暗示非穆斯林-穆斯林矛盾尤其是汉回矛盾，是近些年才有的现象。其实中国的穆斯林-非穆斯林矛盾，或者某些地区的汉回矛盾，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其中除了历史上重大的回汉战争之外，也有不少民间的“群体事件”。比如民国时期的北京，就出现过北京回民群体集体抗议，要求罢演戏曲《郭子仪单骑退回纥》，其理由就是“古之回纥，今之回回也”（当然回纥与今天回族并不等同）。而一些地方的汉回村落械斗，更是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因此，穆斯林-非穆斯林矛盾，尤其是汉回矛盾，并不是近些年才出现，而是一个长久存在的难题。
第二是模糊了穆斯林群体内部的差异，将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穆斯林完全等同。在中国穆斯林内部，不仅存在着不同民族（比如回族-维吾尔族），不同地域（比如内地-西南-西北）的差异，还存在着不同的教派（比如格底目-哲合忍耶-虎非耶-伊赫瓦尼耶-赛莱菲耶）的差异。而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教派之间的穆斯林，有时相互之间关系并不融洽，不可完全等同。
第三是不加区分的将外部的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某些国家较为保守的伊斯兰现象，与中国穆斯林划等号。实际上，尽管有回族学者，浪漫的通过“回族文学”来宣扬实现伊斯兰世界的“国际主义”，但是这种伊斯兰“世界大同”几乎从来都是“幻想”，也很难在中国找到根基。绝大多数的中国穆斯林在身份认同上，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穆斯林”。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义，对于中国的穆斯林群体来说，无异于陌生的“天外来客”；而那些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穆斯林来说，更是不可接受的宗教异端。
当然，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一小撮人，确实造成了负面印象的言论和事件，这些是应当承认和正视的。比如有写穆斯林宣称自己相较于汉族人，拥有“有高贵的阿拉伯血统”“高贵的波斯血统”，或者不分场合的宣扬伊斯兰教，或者将汉族文化贬斥为“官僚主义”“弄虚作假”，甚至少数的穆斯林学者，不佳青红皂白的抨击一切中国的民族政策，这些言论和行径，都应当受到部分民族信仰的所有中国人的谴责和唾弃。
“穆斯林威胁论”与当前中国
中国当前出现的“伊斯兰威胁论”，实际上映衬出快速发展的中国所面临的几个问题。第一，“伊斯兰威胁论”与“中国”的身份定位问题息息相关，究竟应当将“中国”建立成一个汉族国家，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个问题可以追述到清末，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夕，到底是建立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式的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多民族共存的，以后来“五族共和”直至今日“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理念为代表的“中华”国家？而这关于“中国”身份界定的不确定感，也将考验着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
第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剧烈变动下，中国的不同群体和个人，都试图在本民族的古典文化和传统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在一个快速发展又剧烈变动的时期，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阶级成分”为单一身份认同的标准不复存在，当政治上单一僵化的说教成为了“为了存在而存在”的仪式，进而失去了社会魅力和活力，宗教和传统文化，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寻求心灵慰藉的源泉。和汉族人“玩串儿”“拜佛”“写字画画”相类似，不少穆斯林也重新开始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中寻求内心的平静与归宿。
第三，“伊斯兰威胁论”，其实反映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公信力危机”。很多“穆斯林闹事”和“汉回冲突”的群体事件，看似是汉回对立，其实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缺失”问题。应当承认的是，汉族中存在很多针对回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极端言论，而回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也存在针对汉族的极端言论，这些都是应当避免和打击的。但是由于担心“丢帽子”“担责任”“背黑锅”，很多地方的相关部门面临敏感的民族事件，而采取的“不作为”“迟作为”，往往会促成汉族和回族民众之间的直接冲突，最终造成双方的极端化。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当任何纠纷都能够有着清晰的管理界限，当任何矛盾都有着明确的管理责任方，当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都能够立刻被惩戒机制所规范，那么沿着宗教-民族界限而产生的“穆斯林威胁论”也就失去了市场。如何下决心，砍去官僚机构冗杂，提升行政司法效率，才是解决“伊斯兰威胁论”的唯一途径。
第四，“伊斯兰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国内汉族学者和回族学者之间的不想不信任。很多回族学者认为汉族学者提出的“伊斯兰威胁”是“受人指使”，背后有其他国家“提供金钱”，甚至觉得汉族学者“被西方洗脑”；而与之相对，汉族学者认为回族学者“心怀叵测”，认为回族学者已经“被阿拉伯化”。其实无论汉族学者还是回族学者，面临“伊斯兰威胁”都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汉族学者认为自己的族群将会被“伊斯兰化”，而回族学者认为“伊斯兰化”不存在，自己可能会被汹涌的“大汉族主义”所淹没。因此无论是汉族学者还是回族学者，最终都将希望寄托于国家的民族政策。彼此都将在自己视为汉回关系对立中的弱势一方，恰恰显示出了当前汉族和回族缺乏相互的了解。
移民议题的热议其实反映出中国人所面临的新的身份困境。作为一个处在剧烈变动时代下的中国，曾有的单一意识形态已经很难解决复杂社会条件所带来的诸多难题，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更加具有包容性和魅力性的“中国”身份，才是争执中的中国学者所应该考虑的首要议题。但是，无论如何争论，“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才是中国唯一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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