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一直泯然众人，从默默无闻的“小透明”到工党领袖，这个以历史最高支持率拿下工党党首的政坛“黑马”是否会改写英国政局。
一、科宾其人
从2008年的那次经济危机开始，反对现有体制的呼声如雨后春笋般处处冒头。发展到今天，西方传统的民主价值观已经容得下像杰里米·科宾(Jeremy Corbyn，英国工党领袖)这样的人以惊人的态势崛起。科宾在2015年夏天以良性经济民粹主义（译者：民粹主义式的经济政策，通常包括财政刺激，扩大财政赤字，大量发行货币）的纲领为卖点当选工党党首。而在那之前，他在党内从来称不上是位高权重。他之于英国，是激进左翼联盟之于希腊，“我们能”（左翼民粹主义、怀疑主义的西班牙政党）之于西班牙，桑德斯（联邦参议员）之于美国。他的政治理想是改变那个急于加入国际纷争，而在面对国内贫富不均时却又苍白无力的英国。“不破不立，”科宾最近和我说，“政府要保护的利益群体是人民，而非基金经理。”
科宾相信实践出真知，所以他将来可能采取的很多政策目前还不明朗。但这之中必然会包括英国铁路再次国有化（译者：战后英国在工党的执政下开始主张国有化，后在保守党撒切尔上台后大量取消国有化），以及放弃英国所拥有的核武器。他想增加对富裕层的税收，想增强工会的力量，想让上议院坐满被选举出来的议员（译者：英国上议院成员主要为王室后裔和世袭贵族）。能源产业和住房市场在英国已经很大程度上私有化了，但若工党能在下次选举中成为执政党，那这些产业将在科宾的构想下接纳更多的社会参与。这将可能通过政府控制或合作的形式实现。此外，高等教育也将免费。
科宾住在伊斯灵顿北面一个狭窄的三层楼小房子里。伊斯灵顿位属伦敦，是三十三年来科宾在国会所代表的选区。他矍铄清癯，灰发白须，微笑时会露出略微前凸的门牙。科宾平时会在家附近的店里买汗衫和短裤，出门会骑车或乘地铁，并且尽量避免坐办公室派来的公车。
自从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以后，科宾给人的感觉一直是一个被时代推上风口浪尖的“普通人”。他在离家几英里的地方有一块菜地，自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有些人觉得他无知又天真，甚至有人讽刺说他就像是1979年美国电影《妙人奇迹》中的主角——一个弱智园丁，在被逐出庄园后因为一些单纯质朴的言论而差点当上了美国总统。有一位前工党内阁大臣和我谈起科宾时说，“他就是个像园丁一样的人，做事勤恳却也单调乏味。”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科宾表现出的形象确实和公众的认知一致。我曾问他今年还有没有时间去照料他的小菜园，他说，“去年秋天我做了果酱，今年我也会做。”
科宾私底下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他吃三明治时会问别人要不要来一块，谈话时也经常会无意识地触碰对方的手臂。他偷偷和我说，“其实我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但你不要和别人讲。”然而，科宾在政治上的表现却并不易与。在他接手工党后，本就各执一词的英国政坛变得更不稳定了。从2010年开始，右派的保守党为了推行广受诟病的减少财政支出政策，先是和自由民主党结成同盟，后又单独执政。2014年，几乎分裂了大英帝国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也仍历历在目，更不用提2016的脱欧公投。
而工党正处于这一切漩涡的中心。工党脱胎于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是英国最神圣的政党之一。科宾是被工党的“会员”们选举上台的，这其中包括了工会的支持者、付费会员和所谓的“登记会员”（指那些付了三英镑后在网上投票的人）。在选举时，科宾所获得的支持比印象中任何一任工党的领导人都要大。但是，党内立场较为温和的精英派担心科宾的掌权是一场灾难，他们认为英国民众并不会认真对待科宾的政见。
甚至，在科宾上任后萨迪克•汗（伦敦第一位穆斯林市长）当选伦敦市长这场工党的大胜仗也颇具争议。萨迪克•汗之前担任交通运输部部长，一直是在主流政治中安身立命谋发展。他在伦敦市长的竞选活动中，自始至终与自家党首科宾保持距离，尤其是在竞选的后期。那时工党陷入了一场反犹太主义的内部危机，而科宾早期的极端倾向正是这场危机的原因之一。然而，尽管外界种种非议，我最近几次见到科宾时，他总是一群人中最冷静的一个。他告诉我，“面对各种事情时，放轻松很重要。”
二、选举前后
科宾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尤其是工党历史上某一阶段的“遗老”，这也是他的很多同僚认为他的得势不可接受的原因。科宾挂在嘴上的一些左翼的行话，例如“产业民主”、“有产阶级”，都让人回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工党内广为流传的一系列概念。在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保守党把工党踢出首相办公室以后，工党选择了左倾，并发表了后来被称为“史上最长自杀遗书”的宣言。在1983年6月9日，撒切尔以压倒性优势连任，工党遭受了现代以来最惨的一次竞选败北。
科宾就是在那一天以工党议员的身份被选举入下议院的，那年他34岁。与他同一批的人中包括了比他年轻四岁的托尼•布莱尔。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布莱尔是打破工党左翼基础的先锋之一，他参与了放弃无核武战略以及工党第四条款的修订（译者：工党第四条款是指党章内一项解释工党价值观和目标的条款。修订前侧重于提倡公众所有权也可理解为国有化，修订后侧重于缩小贫富差距）。1994年布莱尔成为工党党首后，工党因为对犯罪的严格管制和对自由市场的高接受度而被称为“新工党”，在政治光谱上移向中间，和比尔•克林顿上台后的民主党异曲同工。1997年，工党将久违十八年的相位纳入囊中。
与此同时，科宾和一小撮被称为“口号小组”的议员们从一而终地反对着工党的改革。在工党掌权的十三年里（其中布莱尔执政十年），科宾向党鞭投了四百二十八票反对票，这个数字超过了任何其他议员。但由于工党在国会所占优势非常大，科宾和他的盟友们的投票常常是可以忽略的。一位布莱尔的高级顾问告诉我，“他们被看作是一群无关紧要又有点怪异的人。”
在2010年5月，金融危机的余波把工党拉下了马。五年后的2015年，在曾任环境部长的埃德•米利班德带领下做了五年反对党的工党再一次输掉了大选。米利班德输在没能够撇清工党执政时政府支出不负责任的丑闻，以及没能对保守党领导下的紧缩政治（译者：采用紧缩政策的政治活动和形态）作出明确回应。2015年大卫•卡梅隆带领着托利党（保守党的别称）在下议院赢得了绝对优势，而后不到几小时米利班德就辞去了工党党首的职位。几个星期后，科宾决心竞选工党党首。他告诉我说：“我觉得当时是个机会，来让左派认清我们输掉这场选举的原因在于不敢去接受紧缩政治。”
做了三十多年“小透明”议员的科宾加入了这场竞选，当时的媒体们认为他的胜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一。但巧在2015年夏天的工党党首竞选其实是采用了新的规则。在这之前整个选举基本是控制在工会和工党议员的手里，而现在候选人只需得到35%的下议院议员的支持就能够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接受工党党员们的投票。
科宾所得到的议员支持是36%，可以说是走钢丝般的低空飞过。但在参加了全国各地的九十九场集会之后，他吸引来了比他的三个对手——三人都是米利班德一派的——更多的注意和支持，自此他的当选显得越来越势在必行。他对于民粹主义的率直言论打动了成千上万的工党支持者们，这其中包括了由于布莱尔的鹰派外交政策而离开的工党成员，也包括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的年轻人们。
从五月到十月，拥有投票权的工党党员从二十万人一路狂飙至五十万零五千人。
2015年9月12日接近正午时分，科宾在一个可以看到国会广场的小会议室里得知了他胜选的消息。他得到了全国所有工党党员投票中59.5%的选票，比近年来的任何一任当选党首——包括布莱尔——都要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下议院里坐着的两百三十位工党议员中，只有20%的人把票投给了他。
现在科宾掌权了，他的很多站位偏向中间的同僚们担心他现在最想做的并不是赢得大选拿下相位，而是恢复工党所丧失的纯洁性。
一位前米利班德顾问告诉我，“我不认为他对自己的愿景是入主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我觉得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场更长远的战役中的战士，就像布尔什维克那样。他所在乎的是当资本主义崩溃之时、一切的一切图穷匕见的时候工党能够救民于水火。”
这种对于科宾的担忧和不安使得许多英国媒体铆足了劲地攻击他，一开始甚至有人放言科宾在党首的位子上撑不过一个月。然而无论外界如何风雨如晦，科宾在党内的支持率依然保持在50%以上，使得媒体的许多说法不攻自破。布莱尔亲信顾问之一的曼德尔森爵士和我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就是科宾在大选获胜的概率很小，但在党内的地位却又不可动摇。”
科宾他本人则很少对质疑作出回应——尤其是对作为他同僚的下院议员们——无论是安抚性的回应还是威胁性的回应。他只是想着“我们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民心”。科宾提拔了很多他当年的“战友”来共同治理在野多年的工党，然而这些战友们对他也并非一味顺从。约翰•麦克唐纳，另一位老牌议员在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宫见面时说，“他总是能看见别人身上的优点。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弱点。”
麦克唐纳是2015年工党党首选举时科宾的竞选管理人，现在是影子内阁（在野党为将来上台做准备以及向政府汇报所建立的预备内阁）的大臣。当我问他眼下他和科宾在工党掌权的局面在当时看来有多不可思议时，他引述了一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一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文学理论家——的话：“对人们来说，资本主义的终结比地球毁灭还要难以想象”，他说，“但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不是吗。”
三、改变传统
每周三中午，都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英国首相在下议院接受议员们的质询。如果诸位想象中的英国国会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仪式一样的感觉，那就想对了。操着尖锐口音的人们上蹿下跳地辩论、争吵、大喊大叫，不断挥舞着自己手里的文件，这就是被称作“首相答问环节”的这半个小时。这里的政治就像是一场拳击，在一个类似于牛津大学辩论厅的地方举行，主要节目就是看反对党领袖和首相一决胜负。前者每周都会被允许提六个问题来问询和警戒后者，挑他的刺、坍他的台。而首相作为后者，则要在己方战友的帮助下予以反击，显示他的对手所提的问题是多么可笑、无力，甚至不爱国。
而自从科宾成为反对党领袖之后，他就开始寻求改变首相问答环节的基调。他告诉我说，“我不是特别擅长这种戏剧性的抖机灵。”他的做法是把问题外包出去。每周日晚上他的办公室都会给工党的支持者们发一封邮件，然后周三科宾会拿着“一个名叫玛丽的女人”或者“约克郡的维姬”提出的问题去问卡梅隆。很多和我接触过的议员都表示同情科宾“不擅长戏剧性的抖机灵”这一点，但同时也觉得他这样做其实使得首相答问环节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这半个小时的答问环节虽然看起来很可笑，但几乎所有的党首们都把它看得无比重要，因为这是他们显示在自己所提的问题上占有制高优势、团结身后的议员们的途径。布莱尔十年来一直穿自己的“幸运皮鞋”去问答环节，而他的继任者戈登·布朗光是准备这个环节就要花一天半。然而，当我问科宾他花多久来准备这个环节时，他说“我办公室的所有人都说我花的时间不够，真的是所有人都说。”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今年三月的一次首相答问环节里，被工党领袖科宾的发言戳中了笑点......突然仰天发出了一阵抽搐般的狂笑......
四、科宾的风格和理念
三十多年前的1983年，科宾踏入下议院的那一刻，他就感觉情况不妙。当时撒切尔主义正如日中天，工党则在一天天地没落。曾经是国营产业的通讯、天然气、能源等行业都在逐渐私有化，而整个英国更是沉浸在当时科宾反对的一场战争——马岛战争（译者：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爆发的一场局部战争）胜利的喜悦中。科宾说，“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就好像是站在高尔夫球场的球洞旁边，不断有球朝我打过来。”
在1984年春天，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矿工罢工开始了。那段时间，科宾每天在黎明时分就从自己在北伦敦的公寓出发，然后在煤矿外警察每天巡逻的岗哨线上呆一整天，晚上则和他的议员同僚们在茶水间里讨论这场运动的战术。科宾告诉我说，“那段时间还是挺古怪的。他们（工人们）没认真想过要赢，但我们想。”
科宾的家庭教育和传统并不同。他于1949年在威尔特郡出生，是家里四兄弟中的么儿。他的父母——大卫和直美——曾接受系统的科学教育，他们1936年在伦敦的一场支持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党事业的集会上相遇。科宾的哥哥皮尔斯告诉我，“当时的他们既节约又能做出贡献，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左翼人士。”他们相信民主是能够通过理性的进程循序渐进达成的。科宾从小在大而透气的房子里长大，最早住在切本哈姆，后来搬到了什罗浦郡的佩芙巷。他们的院子总是堆满了造到一半的小船、日晷和天象测量仪器。
科宾的三个哥哥后来都成为了科学家，但是科宾有着不同于他们的远大理想。他在15岁时就参加了反对核武器的运动，并在16岁加入工党。科宾在A-level（英国高考）中名落孙山后加入了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也就是英国版本的和平部队），去了牙买加教地理。坐在底下的学生有70个，都是男孩。在这些小男孩们学习画地图的同时，科宾开始看到了并开始关注这个世界上的不平等。他后来又为了萨尔瓦多·阿连德在1970年的竞选去了位于拉丁美洲的智利，并爱上了这片在苦难中挣扎的土地。（科宾有三任妻子，其中和他生了三个现已成年的儿子的第二任妻子就是智利人，而他的第三任妻子是墨西哥人）。他每隔两年会和家里打电话，但他的父母常常不在家。
科宾回到英国后就投身于工党的活动，并为工会工作。他在1973年结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简•查普曼。在第二年春天，他们一同参与竞选了哈林盖区的议员，他们俩都当选了。当选的日子是在一个周四，而他们就在那周六结婚。他们还把养的猫命名为哈罗德·威尔逊——当时的工党党首、英国首相。
科宾平时把所有时间花在会议上。查普曼和我说，“他从来不读书，家里所有的书都是我的。”（他们在1979年离婚。）科宾的天分体现在很实际的地方，比如敲开别人的门去谈话，或者确定下一场“战役”的目标。查普曼说，“科宾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做领袖的料，他把自己视作有态度的抗议者、组织者。而这正是这个想法支撑着他走向下一场选举、下一次会议、下一次抗议。”
这确实成为了科宾生活的基调。科宾在国会内的生活分为两大部分——关心自己的选区伊斯灵顿的选民，和为左翼的千秋大业奔波。一个曾经帮科宾运营过选举活动的积极分子约翰•兰斯曼和我说，“如果你想请科宾去上沃尔塔（一个非洲国家）——或者任何什么别的地方——和一个人会面，就是因为那里有一场战争，他都会去的。”
就像同一代的其他支持民主的议员一样，科宾在政治上以托尼•本恩为楷模。托尼•本恩曾任工业部长，1981年时他以毫厘之差在工党副领袖选举中败北。科宾说，“托尼总是在寻求挑战，我非常欣赏这一点。”本恩之前曾是贵族，但他为了进入下议院而放弃了自己的贵族身份。他在那时是激进派的典型，经常公开反对美国的金融和军事力量，以及类似于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IMF这样的国际组织。
科宾的事业最终发展得比任何其他持同一立场的“战友”们都要壮大。从2011年到2015年，科宾都是反战联盟的主席、英国反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左翼运动的领袖。在911事件发生后的两周，他在事件后的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要想着再去炸他们、去复仇，我们要去反思是什么造成了这次袭击。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依然处于贫困中，任由跨国公司横行于世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批评家们说，科宾过着一个抗议者的生活意味着他从未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甚至连他的盟友们都承认他还没习惯为了工党的运作而做出必要的妥协，更不用说将来管理英国这个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了。
在反战联盟与他共事许多年的同事形容他一直是一个“志愿者”，乐于提一些建议，然后再骑着自行车去下一场活动。
鲍勃•克雷，一位曾在80年代和科宾共用一个办公室的工党议员告诉我，“他不是那种按部就班有计划的人，他是个实干家，真的。”鲍勃和科宾一起参加过数百场会议。“我说这个当然不是贬义的，但这其实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缺点——他有时候是挺烦人的。他能想出很多好的点子，但他看不透这里面的细节。”克雷说。
而对于那些科宾的反对者来说，科宾的活跃意味着打当代西方体制的脸——尤其是美国、国际资本主义和跨国组织。因此，他们不可能坐视科宾的政策落到实处。一位前部长告诉我，“他本质上就是反西方的——我的意思是在政治上和制度上。”
在科宾担任党首后，他对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起源的看法尤其被各方所关心。他曾在2013年说，“塔利班是被美国的武器武装起来的，而基地组织更是由美国的训练者成立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在2015年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以后，科宾影子内阁的一位大臣——派特•麦克法顿在下议院中站起来要求卡梅隆“不要再把恐怖袭击看成是我们西方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此时科宾因为他的不忠诚而向他开炮了：“这个事实可能不是完美的，但值得我们去捍卫它。”最近我经过麦克法顿的办公室时他和我说，“在科宾地理老师一样的风度之下，他有不容触碰的底线——你不能不同意这个世界都同意的看法。”
五、科宾对脱欧的看法
科宾以党首身份为工党做出的第一次妥协是在2016年4月，他发表了希望英国留在欧盟的言论。当时，工党的其他成员都一边倒地支持英国保持成员国身份。上一次政客们被迫要做脱欧还是留欧的决定，还是在1975年。而四十年前，作为工党议员的科宾投票给了脱欧。这之后，他在任下议院议员时，也曾反对过当时要加订的欧盟协议，他痛心于欧盟在民主一途缺少可靠性。在1993年，科宾更是将欧盟视作“我认为的世界经济极度不公平” 的产物。
2016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参加了一场基督教青年会在布鲁姆斯伯里（英国中伦敦附近）主办的左翼反欧盟集会。台上嘉宾包括了反战联盟的创始人林赛•杰曼、英国共产党领袖利兹•佩恩以及左翼作家塔利克·阿里——阿里从1970年初期开始就和科宾是朋友。在集会结束后，我和阿里一起去喝了一杯。我问他如果科宾不是背着党首的身份，他会不会来参加这场集会。阿里说：“这是毋庸置疑的。科宾是完全反对欧盟的。”
在几星期以后，我去参加了工党举办的支持留欧的活动中科宾的第一场演讲，那场演讲在伦敦大学一个巨大的塔内举办。科宾穿了一件蓝色的T恤，领口敞开，一件亚麻外套和条纹袜子。条件允许的时候，他总是喜欢提到一些左翼的思想家。这一次他提到了这个塔其实是乔治·奥威尔的著作《1984》中真理部的原型。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来自肯特的工党议员小声和我说：“他到底为什么不打个领带？！”
科宾的演讲并没有吹捧欧盟，但他的总结提到留在欧盟对英国更好，“虽然欧盟本身还是有很多缺陷。”在这场活动中，本应被重点突出的留欧的主旋律是模糊不清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听了这场演讲的人会更倾向于投票给脱欧。后来我问科宾他本人怎么看时，他回答我说，“你要问我是否喜欢欧盟的运作方式，我并不喜欢。你要问我英国是否要和欧盟团结一致去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而当这次演讲的实时直播结束、提问时间开始时，科宾展示了他受人欢迎的原因。有一个学生问到欧洲的难民危机，而这个危机正揭示了一向标榜“自由、文明、不惧怕恐怖主义”的欧洲大陆的脆弱性。这个问题恐怕会让许多领导人——从柏林到雅典——无言以对，但科宾没有思考就回到道：“难民都是人，就像我们一样。如果把你我放到不同的情况下，我们也可能正身处难民营中。”整个会场爆发出巨大的掌声。当科宾能够即兴又简单地说话时，他的道德观几乎和牧师不分上下。
六、尾声
我们是在霍洛威路上的一家小餐馆见的，这条路是贯穿他选区的主干道之一。他说，“在这里，就像是在家、和家人在一起一样。今天我过得很愉快。”他点了煎蛋卷和薯条。
我们吃饭时，我问了他科宾治下的英国将会是怎样的，他却不认同我这个说法。他说，“怎么讲，并不是‘科宾治下’，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我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工党政府。但重点并不在这，而在于我们要让民众的力量变得更强大，毕竟这才是民主的意义所在。将来这一切会很复杂、很艰难，但我们会成就一些事情的。”说到这，他露出了微笑，吃了一口他的煎蛋卷。科宾的儿子后来也出现打了个招呼，让科宾给一些援助玻利维亚孤儿的T恤签名。而后，他和我讲起了自己花园里种的橄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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