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中国已20年。这期间,尽管“一国两制”政策已被证明是一项成功的政治实验,但其在施行过程中也不断受到陆港两地的一些曲解,由此造成了很大困扰。
实际上,“一国两制”终究是一项新生事物。而实践中,陆港两地包括囿于历史局限产生的一些思想认识误区、实际行动偏差等,造成了香港社会撕裂、政府管治困难、陆港争拗不断等问题。因此在香港回归20年的当下,有必要再次认真探讨“一国两制”,并破除陆港对于该制度的认识误区,凝聚两地社会多数人的共识。

陆港两地应该珍视“一国两制”的价值(图源:VCG)
需要承认的是,对于“一国两制”的认识误区,于内地与香港都有存在,二者对香港现状亦都不能卸责。其中,内地的部分声音总是认为,1997回归之初的“两制”安排令香港占得“便宜”,“两制”给予的宽容和自由环境成为了对香港激进势力的纵容。当下内地不断崛起,已成功摆脱上世纪末期的窘困,而香港彼时的繁荣稳定和文明自信,如今对照内地优势不再显著,所以要重新考虑“两制”的合理性。
这种观点显示出这一群体对香港问题的肤浅无知。这种立论述的普遍依据是——“一国两制”是中国当初同英国谈判博弈的产物,原本就是权宜之计,而当下“港独”声势渐起,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隐患,既然“两制”不被香港“珍惜”,那就应当收回。而这显然扭曲了“两制”的真谛,也无疑是一种僵化刻板的斗争思维在作祟。
如此论述显然是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不足。首先,“一国两制”主要不是同英国斗争的结果,而是当年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认识到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的差异而制定的务实政策,是极具历史意义和战略高度的政治倡议,绝非一些人眼里的权宜之计。
其次,这一结论亦将“港独”与“两制”相混淆。诚然,近年香港社会确实出现了“港独”声音且分贝很高,但事实上它只是一个极小群体,并不能影响香港的政治生态。“港独”的产生非但与“两制”无必然关系,而且它恰恰是“两制”在实践中被扭曲的一个反应,是香港深层次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和陆港矛盾的表象。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港独”,必须直面解决上述三大矛盾,将“两制”落到实处。
而另一方面,香港亦有部分论述认为,香港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内地的“中国模式”存在制度层面上的显著优劣,回归之后,内地正不断借助陆港加速融合的过程,侵蚀香港各层面的价值及制度,而“两制”则成为了眼下香港先进制度唯一能借助的,可以屏蔽内地落后制度影响的手段和堡垒,由此希望香港能与中国内地永远区隔,忽视甚至否认“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存在,有向“港独”演化的趋势。

“一国两制”是对陆港两地都有利的安排(图源:VCG)
这种对于香港前途问题缺乏理性的错误想象和政治意见,简直等同于误导香港社会“飞蛾扑火”。“一国两制”概念包含的两项基本元素——即“一国”和“两制”——“一国”是前提和根本。但在过去,一些香港人抱着自我理解的所谓“井水不犯河水”心态,将“两制”视为隔离内地的制度屏障,且自身的生活经验和视野格局也仅着眼于“香港制度”,对“一国”的主权观念、历史文化以及“内地制度”的设计,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发展所知甚少,甚至不愿去认知了解。这种固步自封的思维,只会令自身的境况愈来愈狭窄,不利于“一国两制”的良性实践。
了解“一国两制”的多重元素只算做好了基础功课,而“一国两制”的精髓和要义,则在于“一国”之下、“两制”之间通过发挥各自优势所产生的联动与协作。例如,港珠澳经济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以及“一带一路”,均是香港的机遇。
其次,持上述错误观点的人有些会对“港独”有种近乎痴狂的“浪漫”幻想。一些明确主张“港独”的人士,甚至以为可以借参与立法会选举,以便在最严肃的政治场合参政,宣扬“港独”主张。但事实上,“港独”不仅根本不可行,还会沦为危害“一国两制”的一股逆流,拖累香港民主化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在最新的社会民调里,香港人支持“港独”比率已开始下降,在年轻受访群体中降幅更甚的原因。
正因如此,以上这两种存在于陆港两地的认识立论都存在严重误区,它们皆因对“一国两制”的一知半解而推导出错误荒谬的结论,完全不利于“一国两制”的健康推行。时间和实践已经证明,极具制度创意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可以拥有很好的发展,是陆港两地最大公约数。因此,陆港两地更应有责任去主动破除以上这些从侧面衍生出的杂音和认识误区,令当中的错误主张可以被两地大众及时纠正,从而继续丰富“一国两制”的政治实践,而这正是香港回归20年之际的应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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