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引用某位监管机构官员的话“投资者纷纷吐槽评级机构的级别和报告没法看，回头又纷纷把评级机构的分析师挖回去做内评，就像食客都说饭店的菜难吃，回头却又把厨子纷纷请回去做私房菜，问题在哪？”
是啊，问题在哪儿呢？听说国内评级机构3年以上经验的分析师基本被挖光了。
美国监管
先说说美国怎么监管的。美国上世纪其实对评级机构没怎么管，优胜劣汰自然形成了“3大”（标普、穆迪和惠誉），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就顺水推舟给了“3大”牌照——NRSRO（国家认可统计信用评级机构）。到了这个世纪，先是出了“安然事件”，后来国会通过了《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还没两年“次贷危机”爆发，评级再次爆出问题，所以在大金融改革方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里面，对评级机构监管再次加了很多实质性的条款。
目前美国监管的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你评级机构自己要建立十分全面的涵盖你所有行为的制度体系，你的所作所为必须完全符合你的制度要求，然后我SEC可以来检查你，可以是要求独立第三方出具检查报告，或者我亲自来查。这个要求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成本非常之高。像国内某号称扛起民族品牌大旗的评级机构前几年也去SEC申请牌照，结果光是自我检查制度都无法做到让SEC认可而未果。
国内监管
一、牌照
再来说国内，评级监管是伴随着评级牌照来的，评级牌照又是伴随着债券市场而来的。上世纪发企业债的时候，央妈发了9张牌照，风风火火发了一阵企业债以后，本世纪初债券市场又大规模缩小了，一年的债券发行项目只有2位数，这9张牌照里面有差不多一半就没怎么做了。结果到了2003年，发改委发了个通知（发改财金[2003]1179号文），说2000年到现在做过评级的评级机构有资质，根据结果认定，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大公、远东和新世纪拿到了发改委牌照。
到了2005年，银行间市场开始要发短融中票了，发了5张牌照，和发改委认定的一样。时间到了2008年，“福禧事件”让最老牌的远东跟着遭了罪，牌照基本作废（监管要求远东评的必须再找一家重新评）。这是国内监管对评级下的最狠的手，一票否决，简单、粗暴。
然后2007年证监会开始搞公司债了，也要发牌。作为最喜欢参照美国道路的监管机构，证监会汲取了美国的经验教训，公布规则，然后也发了5张牌，和央行牌照相比，两家有外资参股的机构中诚信和联合改用纯内资主体拿了牌，大公和新世纪还是一样，远东被鹏元取代。当时监管对外资的说法是，你们在美国都没搞好，就别来中国掺和了。
2008年发改委发函认可鹏元的企业债评级资质。
2011年国家队进来了，东方资产收购金诚以后一夜拿齐了全牌照。
2014年，远东拿到了证监会牌照。
目前牌照情况是：大公、新世纪和东方金诚有全牌照，中诚信和联合分两个主体（合资的和内资的）持有全牌照，鹏元仅缺银行间牌照，远东实际上只有证监会牌照。
二、监管
由于牌照发放是分散在央行、发改委和证监会，所以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并无一个统一的监管主体，各监管机构基本是通过监管自己审批的债券业务来监管评级机构。
从监管风格来看，证监会相对西化，定规则，定标准，比较间接；央行和发改委比较传统，喜欢用“窗口指导”等方式，比较直接。
从监管目的来看，都不是为了管评级而管评级，更多的是为了管自己的债券市场而管评级，无论是为了做大市场或者是市场稳定。
监管机构都是存在竞争意识的，想把自己的市场做大，不断扩大发债群体，创新债券品种，其中评级是非常微妙的一环。早年乃至现在，国内债券投资的群体都是风险厌恶型，低等级债券没有什么需求，所以各个债券板块都需要评级来背书。而评级本身是个非定量化的东西，AA和AA-之间没啥具体指标差异，因而控制评级结果就能控制债券供给。
评级尺度松一点，级别高一点，债券供给量就大一点；但是一旦松得过度，投资者怀疑或者否定的话，又会影响需求，影响监管的信誉。监管机构就要在这个里面权衡，不同时期侧重点不一样。
三、评级机构竞争
对评级机构而言，其实目前主要就是服务于债券发行一级市场的，级别竞争的压力非常大。现在券商基本都是拿到项目以后，给各家评级机构发材料，拿到评级结果以后选择级别给的最高的机构。短期内评级尺度松紧直接影响市场占有率，长期而言尺度松紧又影响投资者口碑。所以评级机构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战略选择。
对于新拿到牌照的机构，短期内市场压力成为其主要矛盾，比如2007年以后的鹏元，与其他四家有银行间牌照的机构相比，缺乏客户基础；又比如2011年以后的东方金诚，面对的是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竞争格局的各债券板块。
对于有估值要求的机构，做大市场的动机也非常大，比如中诚信和联合，内外资两个主体运行不是长久之计，但合并的估值问题受市场占有率影响很大，因此其近期的战略选择就是扩大市场。
四、评级与监管的博弈
监管机构的目标和评级机构的诉求动态决定了监管的结果。
监管想要做大市场的时候，评级机构尺度松点监管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比如2007年以后和2014年以后的证监会，2011年以后的发改委。这个时候即便有些机构尺度过大，证监会毕竟西化，不会直接叫停，通过要求评级机构出具“评级结果差异的解释函”的方式委婉的提醒一下；年末定期检查的时候查查合规问题，出具“警示函”（最新一次检查7家评级机构除了没做到业务的远东以外，6家都拿到了“警示函”）。这段时间，有动力做大市场的机构就能做大市场。
当监管想要防范风险的时候，评级机构做大市场的动机就会得到遏制。比如东方金诚一夜之间拿到牌照以后，从0开始做业务，只能通过级别差异，而这个时候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对于换了评级机构而评级结果高的项目一概不受理，使得东方金诚在银行间市场久久无法开张。
后记
从笔者个人的角度而言，强势监管、窗口指导、直接叫停的方式虽然对于防范风险更为有效，但是这种方式与市场化改革、简政放权和减少行政干预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可规则的制定总是落后于参与者行为，“文明执法”往往会导致脸皮厚的得利……
怎么办？rating狗也不知道，还是以开头那位监管机构的另一句话来结束吧“给我100年，10000个违约事件，我就知道怎么评判评级机构了”。
评论 (0)